燕岗是一个车站的名字，曾经1100公里成昆线上最为重要的客货两运枢纽之一，它的名字，渐渐替代了这个叫做桂花桥的小镇。

自十二岁离家求学，我花了十八年拼命从这里出去，燕岗对于我，只有冬夏，没有春秋。

后来，连夏也没有了。

它是真小啊，小的只能盛下，“故乡”两字。

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

相传60年代建站时，有南燕北归总经此处，遂以“燕岗”为名。

那个时候，田边有蛇，道边有溪，父辈们总爱在河里游泳，火车还有蒸汽机的轰鸣。

这座平方不过几十公里，人口不过万人小镇里，是父辈的一生。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这个小镇上，一直分为两个系统，铁路子弟和原住村民（现在早已不是了）。

就像北京大院子弟和平民阶层一样，支援三线建设而来的，说着普通话，东北话，山东话等等北方方言的铁路职工，是被人们所艳羡的群体。他们有专业的技能，体面的工作，稳定的收入和整洁的外表，工作几年还会分配住房，有独立的卫生间和厨房，镇上的姑娘们能嫁到铁路上，是值得庆贺的婚事。

镇上有铁路幼儿园，铁路小学和铁路中学，几乎所有的铁路子弟都会按照这个轨迹入读，升学。这是一个相对独立，也相对封闭的圈子，每个孩子的家长都熟识，这些孩子都是父辈看着长大，知根知底的孩子们，不用担心他们学坏，也不用担心他们出事。实在调皮或者成绩不好的学生，会被调配到镇小学或中学读书，对于铁路子弟，这是一件极其不光彩的事情，也意味着脱离了铁路轨迹之后，变得不再受到圈子的保护。我在看姜文《阳光灿烂的日子》的时候，感到过前所未有的震撼，这大概来源于我幼年作为铁路子弟的这段经历。

燕岗有家很有名的店，叫做“鸳鸯抄手”。我小学时候，已经从路边摊搬到小学附近新街的铺面里，也正式挂上了“鸳鸯抄手”的招牌。那时候，一两抄手8毛，二两1.5元，会拿一个小碗来分，吃之前筷子也要涮一下。生意好的什么程度呢？几乎整个铁路上的人，都要到这里吃一碗抄手做早餐，以至于我长大以后，觉得一碗抄手才是早点的正统。

燕岗人的嘴很挑，能在这里开下来的馆子，没有一两手绝活是决然开不下去的。“古香居”的俗香卤肉，鱼香茄子，“清真店”的水煮牛肉，牛肉汤羹，防空洞“周血旺”的血旺和肥肠（现已不存），卤肉馥郁而不腻口，唇齿留香，久不能散；鱼香茄子过油炸至酥脆，辅以泡椒、鱼香、料汁调味，是超过肉菜的绝妙好味；水煮牛肉更是嫩滑无比，麻辣鲜香，这道菜驰名四十年，跨越我和父辈两代，冠绝燕岗；血旺肥肠则是物美价廉，可以看做铁路的第二食堂，午晚两市食客络绎，一张小桌，挤着三四人，杯盘交错，倏尔吃的干干净净，这些都是幼年顶顶爱吃的馆子，能下三大碗饭。

小时候有时会跟着爸爸沿着铁路去另一端看望上班的妈妈。从俱乐部出发到货运室，要走二十分钟，爸爸年轻的时候很帅，肚子没有那么大，头发也还没有那么少，一身铁路制服显得挺拔抖擞，俨然一副标兵的气派。大手拉着小手，轨道就像铺到天际，火车如同鱼鳞散开，远端是稻田，空气中混着油气、泥土和菜花的味道，田里有棵老槐树，爸爸说树洞有蛇成精，就被老乡们钉上鞋掌把洞封了，于是蛇精一怒就引发了大水，不听话的孩子就都被会被藏在大水里的蛇精带走。现在那棵槐树还在，鞋掌已经嵌入树里，还有胆大孩子爬上去玩，还有胆小的孩子被蛇精的故事吓哭，还有树叶虫洞上透下的阳光斑驳，还有几代人关于老槐树和蛇的共同记忆。

小时候燕岗的澡堂还是公共浴室，用车站的大锅炉烧的洗澡水，因为洗澡赖皮打游戏的事，小时候挨过仅有的一次打。然后一路大哭的坐在我爸自行车的后座上，穿行而过站台旁的小路，我爸哼着全然不在调上的老歌。澡堂里有木头受潮的烂席子味，有铁路职工下班汗水味，有水管的铁锈味，有父辈们赤膊相对的寒暄，有浓的化不开的雾气。

小时候铁轨还会生锈，地基还是用木头和鹅卵石起的。后来有了新的铁轨和水泥起的地基，老铁轨就渐渐废弃了，成了孩子们玩耍的地方。而火车头只是独属于我的乐园，被我爸带着参观火车头的事情，一直是一个秘密。仿佛一个机械迷宫，在10平方左右的空间，运行着复杂的动力学原理，一个车头，拉着上百节车厢呼啸在风中，我小时候以为铁轨可以通向世界的任何角落，只要给我一个车头，没有不能抵达的远方。

长大了，如同走在铁轨上，日子没有尽头，也没有远方。却有了家，就像铁轨有了火车。

这就是我的燕岗故事。它琐碎和平凡，它没有电脑和PALY STATION，它只有街机厅和FC（小霸王）；它没有飞机、地铁和大海，它只有火车、三轮和田野；却在时隔十八年之后，依然能让我这样小心翼翼的提起，就像一个少年被氢气吹过的梦，担心一用力，就飞到云层里。

从燕岗离开之后，它的每一条溪，每一个女孩，每一根铁轨，每一次漫长的约定。都是追忆，都是挽歌，都是对于乡愁的自怜。

生我的地方，毕竟一直都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