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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回 恋风流情友入家塾 起嫌疑顽童闹学堂

吓的李贵忙双膝跪下，摘了帽子，碰头有声，连连答应“是”，又回说：“哥儿已念到第三本《诗经》，什么‘呦呦鹿鸣，荷叶浮萍’，小的不敢撒谎。”说的满座哄然大笑起来。贾政也撑不住笑了。因说道：“那怕再念三十本《诗经》，也都是掩耳偷铃，哄人而已。

贾政和宝玉，在红楼梦中，是一对天然矛盾体。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子女常被认为是向父母讨债来的，生、养、教，直至将子女扶持成人，没有一件是容易的事情，可见，在四大家族中，贾政同样面临如此人生困境。撇开这样的表面现象不谈，贾政和宝玉之间的矛盾，恐怕还要比寻常更为尖锐和深入。

贾政先是立志读书考取功名，后又蒙受祖荫，而这两种方式均是父权制下的个人实现社会价值的正统道路。从整部著作来看，在这种正统思想浸淫中的贾政，一方面很为皇权结构下主流价值的分有而自我陶醉，一方面在贾府的治理和未来发展中又鲜有真正的主张。我想，这种两方面结合的人物角色创立，恐怕也不是作者刻意要将贾政所作出的文学虚化手法而已。贾政者，无论怎么说，都应该归为皇权结构下的权力慕虚者，也是红楼梦这部著作里的暴力者和语言尖酸刻薄者——这种尖酸与刻薄，在其本身层面上来说，是黛玉所远远望尘莫及的。

相对贾政的热衷于社会价值（当然，这种社会价值是皇权结构下的狭隘社会价值，非比今天我们所讲的公共社会价值），宝玉所秉持的，则是对此类社会价值断然决然的远离，以及对生命价值的直觉肯定和懵懂探索。曹雪芹将贾政和宝玉刻画为如此的尖锐对立，可见从文化上来说，父权制下的社会价值和生命价值是再难两相融合的，所以不论何种意义上的发展都将难以维持。

我想，对于黛玉、宝钗和袭人等来说，对于这种传统社会价值和生命价值的具体冲突，她们或多或少有所感受，只是她们对此的不同态度和行动，决定了她们和宝玉间有所差异的心灵距离。

贾政教育失当，既没有将宝玉拉上拥向夺取社会价值的战车，也未能对宝玉张起必要的情感关怀，这个更加具有权力象征意义的父亲，在由李贵们所无意制造的“呦呦鹿鸣，荷叶浮萍”诙谐中，溅起了又一浪彼时权力与文化的反讽。

宝玉忽想起未辞黛玉，因又忙至黛玉房中来作辞。彼时黛玉才在窗下对镜理妆，听宝玉说上学去，因笑道：“好，这一去，可定是要‘蟾宫折桂’去了。我不能送你了。”宝玉道：“好妹妹，等我下了学再吃饭。和胭脂膏子也等我来再制。”劳叨了半日，方撤身去了。黛玉忙又叫住问道：“你怎么不去辞辞你宝姐姐呢？”宝玉笑而不答，一径同秦钟上学去了。

“你怎么不去辞辞你宝姐姐呢”，宝玉的不答之答，或许随着对红楼梦章回的更多阅读，才能更加层次细致地品得韵味。

原来这学中虽都是本族人丁与些亲戚的子弟，俗语说的好：“一龙生九种，九种各别。”未免人多了，就有龙蛇混杂，下流人物在内。

这句话里的口吻，恐怕并不局限于小说家出于故事杜撰而所需求的信口拈来。贾府所发生的一切，与那个更为宽广的社会结构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贾府的存在与发展，也都需要放在社会这个更为宽广的结构和价值背景里加以度量。而“未免人多了，就有龙蛇混杂，下流人物在内”，就是此时贾府在社会竞争中的羸弱之态，而在这羸弱之态里，更显出一股流氓市井相。

第三回中，作者写道“贾政最喜读书人，礼贤下士，济弱扶危，大有祖风”，在雨村的恢复身份一事上能够竭力协助，为学为人一副清正形象，府中并也还养了一众清客，但此时看来，代表家族未来的学堂却是一派向下气象，则不能不说，在关于后辈的文化与情感教育上，主流社会价值与贾政这个权力的实有者，共谋性地酝酿了关于人生的双重错误。

妙在薛蟠如今不大来学中应卯了，因此秦钟趁此和香怜挤眉弄眼，递暗号儿，二人假装出小恭，走至后院说梯己话。秦钟先问他：“家里的大人可管你交朋友不管？”一语未了，只听背后咳嗽了一声。

秦钟的青春年华，是极让人惋惜和痛惜的。在贾府这个扩大了的家族混杂气氛里，这个聪明的痴迷人，“顺利地”向着歧路滑步走去。

偏那薛蟠本是浮萍心性，今日爱东，明日爱西，近来又有了新朋友，把香、玉二人又丢开一边。就连金荣亦是当日的好朋友，自有了香、玉二人，便弃了金荣。近日连香、玉亦已见弃。

面对父权制的内在统治，男人和女人的反应是极其不同的。红楼梦中，女人们似乎都在各个采用方式，努力取得家庭内、以及以家庭为围绕的局部生态的社会生存，而男人们则以更有想象力的方式，大多走向了各自的滑落。

从家族地位和家庭出身来看，高富帅的薛蟠应是四大家族的希望之一，是延续未来荣耀的种子选手。但薛蟠的可喜与可悲、滑稽与可痛恨之处则在于，游荡和徘徊于人间的薛蟠，虽在丧父现实中脱去了一层传统权力的束缚，但似乎也从未真正找到过人生的乐趣所在。这个既游离于家族权力，又失去生命情感体验能力的薛蟠，似乎是一个被多种力量卡住了的灵魂，混混沌沌地裹挟着贾府的一众年轻子弟，再也难想咂摸出人生的真实滋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