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八年至二九年,我开始读近代的英法小说。我的方法是:由书里和友人的口中,我打听到近三十年来的第一流作家,和每一作家的代表作品。我要至少读每一名作家的“一”本名著。这个计划太大。近代是小说的世界,每一年都产生几本可以传世的作品。再说,我并不能严格的遵守“一本书”的办法,因为读过一个名家的一本名著之后,我就还想再读他的另一本;趣味破坏了计划。英国的威尔斯,康拉德,美瑞地茨,和法国的福禄贝尔与莫泊桑,都拿去了我很多的时间。
在这一年多的时间中,我昼夜的读小说,好象是落在小说阵里。它们对我的习作的影响是这样的:
(1)大体上,我喜欢近代小说的写实的态度,与尖刻的笔调。这态度与笔调告诉我,小说已成为社会的指导者,人生的教科书;他们不只供给消遣,而是用引人入胜的方法作某一事理的宣传。
(2)我最心爱的作品,未必是我能仿造的。我喜欢威尔斯与赫胥黎的科学的罗曼司,和康拉德的海上的冒险,但是我学不来。我没有那么高深的学识与丰富的经验。“读”然后知“不足”啊!
(3)各派的小说,我都看到了一点,我有时候很想仿制。可是,由多读的关系,我知道摹仿一派的作风是使人吃亏的事。看吧,从古至今,那些能传久的作品,不管是属于哪一派的,大概都有个相同之点,就是它们健康,崇高,真实。反之,那些只管作风趋时,而并不结实的东西,尽管风行一时,也难免境迁书灭。在我的长篇小说里,我永远不刻意的摹仿任何文派的作风与技巧;我写我的。在短篇里,有时候因兴之所至,我去摹仿一下,为是给自己一点变化。
(4)多读,尽管不为是去摹仿,也还有个好处:读的多了,就多知道一些形式,而后也就能把内容放到个最合适的形式里去。
回国之后,我才有机会多读俄国的作品。我觉得俄国的小说是世界伟大文艺中的“最”伟大的。我的才力不够去学它们的,可是有它们在心中,我就能因自惭才短的希望自己别太低级,勿甘自弃。
对于剧本,我读过不多。抗战后,我也试写剧本,成绩不好是无足怪的。
文艺理论是我在山东教书的时候,因为预备讲义才开始去读的;读的不多,而且也没有得到多少好处。我以为“论”文艺不如“读”文艺。我们的大学文学系中,恐怕就犯有光论而不读的毛病。
读书而外,一个作家还须熟读社会人生。因为我“读”了人力车夫的生活,我才能写出《骆驼祥子》。它的文字,形式,结构,也许能自书中学来的;他的内容可是直接的取自车厂,小茶馆与大杂院的;并没有看过另一本专写人力车夫的生活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