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兄弟姐妹一共七个，父亲上头有三个姐姐，下面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三姑是我父亲最小的姐姐，年龄上跟父亲相差不大，在几个兄弟姐妹当中，父亲跟三姑的感情是比较要好的。三姑结婚之后，嫁到距离十公里左右的胡湾村，胡湾隶属龙池头村委，龙池头村委除了本村龙池头，还管辖着金祠堂，亮马台，周湾，胡湾等零散小村子，三姑婆家就住在胡湾村。龙池头是一个有名气的村委，它有名不像华西村那般是全国文明村，而是因为另外一个原因——“艾滋病村”；艾滋病——研究最早是发源于非洲，因男子同性之间发生交配引起的；龙池头村诱发艾滋病的最根本的原因是贫穷；2011年由章子怡，郭富城领衔主演的电影《最爱》其故事背后的原型就是龙池头村所发生的事情；在我的印象当中，艾滋病是非常可怕的存在，凡是涉及龙池头的人一律不往来，凡是涉及龙池头的食物一律不使用。当时我们村里还有这样一个传说——那些身患艾滋的病人为了报复那些对他们冷眼旁观鄙视唾弃的人，把自己的血液用针管抽到西瓜里面贩卖。后来政府出手了，一方面是对艾滋病相关知识的普及，另一方面是对当地艾滋病人的救助和扶贫。但言论的影响并不能立即消除，救助和扶贫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2004年开始扶贫工作正式开始，现如今十六年时间过去了，龙池头村被艾滋病覆盖的恐惧也早已消散了。胡湾、周湾、亮马台等村子在后来新农村建设的过程当中也慢慢不复存在了，如今龙池头村变成一排排别墅错落有致，一条条柏油路、水泥路纵横交织，工厂、学校、诊所、文化广场、一应俱全的希望新村。

三姑那一辈人的生活是很非常艰苦的，这种苦不仅仅是食不饱，衣不暖的外在困苦，更多的是精神意志不自由承受的苦。他们那一辈，包办婚姻确实没有了，但生在贫困落后的农村，婚后的家庭关系依然有悖人性。他们那个年代，男女双方结婚后，家中大大小小的事情都要听从父母，也就是以长辈之命行事；这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农村结婚年龄一般都早，当时农村的社会环境如果女方二十岁还不能出嫁，就成了我们现在所说的大龄剩女了，那时候大部分人家的年轻男女，二十岁左右就成了家；我父亲十九岁成家，二十岁就生了我。另一方面是因为实在太穷太苦了，吃饱饭都成问题。要想日子过得下去，年轻夫妇不得不依靠长辈的照顾。三姑的婚事是我大姑牵线撮合成的，三姑父皮肤黝黑，个头很高，性格开朗，不管做什么总是一副开开心心的样子；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三姑父家在当时他们村子里面家境比较殷实，嫁过来能吃饱饭。三姑嫁过来后生活确实比在娘家的日子好过；至少吃饱饭不成什么问题。但也不是没有问题，姑父年龄尚小，尚不具备自己养活一家人的能力，婚后的日子大多数时候还需要依赖父母的帮衬，不论是田地里的农活，还是日常生活的技巧，还需要由长辈的教导一两年方能自食其力。三姑父家境富足殷实，带来的问题是三姑家的婆婆也比平常人家的婆婆更加的专制，蛮横，家中大小事都要遵从婆婆安排。但人毕竟不是牲畜，那能没有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想法。当子女的想法和长辈不能达成一致时，冲突就产生了。作为媳妇自然不是婆婆的对手，轻则言语侮辱，重者拳打脚踢。冲突是不能挽回的事情，一旦发生第一次，后面总会有第二次，第三次；婆婆觉得自己的权威遭到了挑战，自己的自尊受到了伤害。为了抚平自己受的伤害，在平常无事的日子里，总会拿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来刁难与之对抗的媳妇。誓要让你尝尝自己的厉害之处。愤怒、怨恨那是能够通过一次刁难一次侮辱能够平息的；兹要是你在这个家生活一天，就能找出一万个让你不如意的理由。三姑父本不是如今婆婆的亲生儿子，因为不能生育，是从任楼一家亲戚家里面过继来的。终于在几年后的一天，忍无可忍的三姑和三姑父不得不离家出走，到任楼去投奔自己的亲生父母去了；不过毕竟姑父一家的户口不在任楼，国家分配的土地也不在任楼，家庭中的矛盾也不是没有化解的可能，三姑一家在任楼住了近五年时间，又回到了胡湾村。

胡湾村，我快乐童年的记忆，有一部分就在这里发生。小的时候，我们那地方有走亲戚一说，每逢放寒暑假，小孩子都会在各门亲戚家往来居住。当然，小孩子也是晓事理的，哪家的长辈和蔼可亲，家中食物丰盛，就愿意去，若长辈性格古怪，吝啬小气便不愿去住。有一年夏天，我寄居在三姑家中胡湾村；三姑家跟大姑家离得很近，有不到五百米的距离，来胡湾寄居，我通常在大姑和三姑家换着住。大姑家两个孩子，都是我的哥哥，三姑家三个孩子，老大是姐姐，剩下一男一女是弟弟和妹妹，弟弟妹妹中，妹妹又年长一些。那时候的夏天是很好玩的，晚上我跟哥哥弟弟们会睡到平房的房顶，铺一张凉席，拿一个蒲扇，有时候没有蒲扇，就用纸张折的扇子替代。躺在凉席上听蝉鸣，听蝈蝈叫；早晨起来去农田里面帮忙除草；夏天雨水多，常常会有坑洼之地汇聚大片水，听说这些坑是新中国成立之前，炮弹炸的，中午时候，我就到这些水坑里面游泳，农村里面游泳圈是稀罕之物，替代之物就是拖拉机轮胎的内胎，用打气筒给内胎充满气，吹得鼓鼓的，人可躺在上面，或者用手扒拉着；我记得特别清楚，我学会狗刨就是在那片水坑当中；游泳是很好玩的，可以打水仗，抓鱼，扎猛子，如果长辈不叫，我可以玩的天昏地暗；午睡之后，最喜欢的事情就是烤红薯和烤玉米，而且一定要偷别人家的红薯和玉米，这样吃起来味道更美味些。晚上，三姑父会让我拎着一个用矿泉水制成的小杯子，他拿着手电筒，带领我跟弟弟妹妹去抓那些准备晚上蜕皮寻找爱情的蝉，蝉的幼虫我们叫“蛣蟟”，抓住的“蛣蟟”一定要放水里面，否则第二天它就脱衣服给你看；其他人家捉“蛣蟟”是为了卖钱，三姑父不愿意，我们捉回来的“蛣蟟”是为了解馋；不知道三姑父从哪里学来的法子，烧一锅热油，把“蛣蟟”洗干净之后，沥干水分，听着滋啦一声，把“蛣蟟”全部放到油锅里面炸，之后在用炒锅炒，加点辣椒酱油，甚是美味。

三姑一家从任楼回到胡湾之后的几年，三姑父弄了个拖拉机，做一些“运输”类的工作，2005左右，三姑父的一个亲戚说外面打工能挣更多的钱，三姑父就跑去厦门开出租车去了，丢三姑一个人在家带三个孩子。再后来2008年左右，三姑父回家把三姑也带去了，不过这次换了个城市，是在杭州。2010年我大学毕业，实习期间，我来杭州投奔三姑；三姑是杭州这座城市里我最亲近也最陌生的人；此前我一直住校，也就是过年的时候能见的上一面，称呼一句“三姑”也就作罢了；三姑这个称谓在我来杭州之前更多的是一个称谓，一个符号。到了杭州之后，我一开始是很震惊的，三姑一家三口（我姐姐也在）就住在这一间是十几个平房的房子里，在这里吃饭、睡觉、做饭、洗漱；杭州这座城市对于他们来讲，也就是这十几个平房的出租房。没来的时候，我没幻想过会是什么样一个场景，但我没想到的是，所居住的地方都没有农村老家的一间厨房那么大。现如今又加上了我。此后的一个月我都跟三姑他们住在这一间十几平的出租房里。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三姑这两个字，在我的人生里面不再是一个符号，是一种更特殊的存在，她是除了父母之外让我感受人间的亲情这回事的存在。三姑的个头比我想象的要低一些，穿着打扮要洋气些，性格更开朗些，做的饭菜也更美味些。三姑书读的不多，身上虽没有读书人的优雅，却有另外一种的爽朗和热忱。更比我想象中那般辩黑白，晓事理。人的一辈子会经历很多的艰难困苦，一类人，会被这些艰难苦难打败，变得怨天尤人，哀声怨道；这类人觉得老天是不公的，抛弃了他们，生而为人就是为了承受这些苦难，如果你仔细观察这类人，他们整天双眉紧锁，唉声叹气，脾气性格古怪，似乎头顶一直有一团乌云笼罩着，看不到半点鲜活的气息。还有一类人，他们会被这些艰难困苦磨炼，造就一身的坚强；这类人也会难过，但难过伤心之后会变得更加坚强，深信苦难终究会烟消云散，他们珍惜每一天，每一刻的快乐时光，把生活活出花一样的美丽；乐观、开朗、豁达在他们举手投足之间向外散发扩散；我的三姑就属于第二类人。说到三姑，就不得不说下三姑生命中重要的存在——三姑父；说起姑父首先想到的是笑呵呵的一张脸，嘴巴一张漏出几个大金牙，乐呵呵的。我在姑姑家住的这段时间，些许是顾忌脸面，我从没见过两口子声嘶力竭的吵架；每次姑姑脸色一变，姑父就笑脸相迎，漏出大金牙，莞尔，服软的，俏皮的话说两句，姑姑的火焰就平息了。也许，我姑姑的性格多半也是受三姑父的影响。

自从我到了杭州，跟三姑家的来往就越来越密切了；对刚来杭州的我来讲，三姑家就是我的港湾，也是我寄托情感的地方；每逢周末不上班我都会跑去三姑家，往往是空着手去的。一来是，我来的比较勤快，每周都来，二来当时也没什么积蓄，若是每趟来都买手礼，这钱都够我吃好多天了；虽然不带礼物，每次来三姑会问我喜欢吃什么想要吃什么，我从来不客气，她都统统照着我的要求来；有一年的夏天，我说想吃槐树花了，姑姑跑了好多个菜市场才买到；时间久了，我完全把这里当成了家的存在，有什么工作不顺心的时候，我都会来寻求安慰；情感上受了伤，来这里一顿饭，基本上也会元气满满的；这几年家中比较忙，忙着工作，忙着生孩子，忙着照顾孩子，都忘记最后一次见三姑是什么时候了，只记得你那慢慢变白的头发，早已不苗条的身体，堆满微笑的脸。 闭上眼，又看见你布满皱斑手向我招呼，口中呼喊着：“回家吃饭”；三姑，我想吃你做的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