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钟山记

                 苏轼

      《水经》云：“彭蠡之口有石钟山焉。”郦元以为下临深潭，微风鼓浪，水石相搏，声如洪钟。是说也，人常疑之。今以钟磬置水中，虽大风浪不能鸣也，而况石乎！至唐李渤始访其遗踪，得双石于潭上，扣而聆之，南声函胡，北音清越，桴止响腾，余韵徐歇。自以为得之矣。然是说也，余尤疑之。石之铿然有声者，所在皆是也，而此独以钟名，何哉？

        元丰七年六月丁丑，余自齐安舟行适临汝，而长子迈将赴饶之德兴尉，送之至湖口，因得观所谓石钟者。寺僧使小童持斧，于乱石间择其一二扣之，硿硿焉，余固笑而不信也。至莫夜月明，独与迈乘小舟，至绝壁下。大石侧立千尺，如猛兽奇鬼，森然欲搏人；而山上栖鹘，闻人声亦惊起，磔磔云霄间；又有若老人咳且笑于山谷中者，或曰此鹳鹤也。余方心动欲还，而大声发于水上，噌吰如钟鼓不绝。舟人大恐。徐而察之，则山下皆石穴罅，不知其浅深，微波入焉，涵澹澎湃而为此也。舟回至两山间，将入港口，有大石当中流，可坐百人，空中而多窍，与风水相吞吐，有窾坎镗鞳之声，与向之噌吰者相应，如乐作焉。因笑谓迈曰：“汝识之乎？噌吰者，周景王之无射也；窾坎镗鞳者，魏庄子之歌钟也。古之人不余欺也！”

        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郦元之所见闻，殆与余同，而言之不详；士大夫终不肯以小舟夜泊绝壁之下，故莫能知；而渔工水师虽知而不能言。此世所以不传也。而陋者乃以斧斤考击而求之，自以为得其实。余是以记之，盖叹郦元之简，而笑李渤之陋也。

       记得这篇文章曾经出现在高中课文里。当年读书如囫囵吞枣，对课文中出现的著作及人物都不了解，也无从查找这方面的资料。再则对地理知识的缺乏，对作者考查对象的地理位置也是模糊不清的。

     文首提及的《水经注》百度上是这样描述的：

      《水经注》是古代中国地理名著，共四十卷。作者是北魏晚期的郦道元。

         郦道元（466年～527年） ，字善长，范阳涿州（今河北省涿州市）人。北魏时期官员、地理学家，青州刺史郦范的儿子。 《水经注》成为中国游记文学的开创者，对后世游记散文的发展影响颇大。另著《本志》十三篇及《七聘》等文，均已失传。

    《  水经注》因注《水经》而得名，《水经》一书约一万余字，《唐六典·注》说其“引天下之水，百三十七”。《水经注》看似为《水经》之注，实则以《水经》为纲，详细记载了一千多条大小河流及有关的历史遗迹、人物掌故、神话传说等，是中国古代最全面、最系统的综合性地理著作。该书还记录了不少碑刻墨迹和渔歌民谣，文笔绚烂，语言清丽，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由于书中所引用的大量文献中很多散失了，所以《水经注》保存了许多资料，对研究中国古代的历史、地理有很多的参考价值。

        石钟山位于长江与鄱阳湖交界处，今属九江市湖口县。

        公元1079年（宋神宗元丰二年），苏轼因乌台诗案“谤讪朝廷”罪贬谪黄州（今湖北省黄冈市）担当团练副使。这是一个闲差使，43岁的苏轼得以有闲经常与长子苏迈一起读书作文，说古论今。

        文章中苏轼元丰七年（1084年）六月初九，从湖北黄州乘船到河南临汝，送儿子苏迈到今上饶市德兴县上任县尉，到达湖口。

        苏轼与苏迈父子显然是读过郦道元的《水经注》，对所描述的|“下临深潭，微风鼓浪，水石相搏，声如洪钟”这个解释，觉得“今以钟磬置水中，虽大风浪不能鸣也，而况石乎！”不仅世人存疑，而且苏轼也觉得这解也是有疑问的。

        他们还读过唐朝李渤（唐朝诗人、江州刺史   773~831年）的《辨石钟山记》

       《水经》云：“彭貂之口，有石钟山。”郦元以为下临深潭，微风鼓浪，水石相搏，响若洪钟，因受其称。有幽栖者（隐居的人，即李渤自称），寻纶（钓鱼）东湖，沿澜穷此。遂跻崖穿洞，访其遗踪。次（临时住宿）于南隅，忽遇双石，漱（倾斜）枕潭际，影沦（倒映）波中。询诸水滨，乃曰：“石钟也，有铜铁之异焉。”扣而聆之，南声函胡，北音清越，枹止响腾徐歇。若非潭滋其山，山涵其英，联气凝质，发为至灵，不然，则安能产兹奇石子？乃知山乃石名，归矣。如善长（郦道元字善长）之论，则濒（濒临）流（水流）庶峰，皆可以斯名贯之。聊刊前谬，留遗将来。贞元戊寅岁七月八日白鹿先生（李渤的号）记。

白鹿洞      曾与兄李涉一同在白鹿洞、栖贤寺一带读书。他在白鹿洞养了一只白鹿、并常随白鹿外出走访与游览。因此，时人称李渤为白鹿先生，其读书处称白鹿洞、他出任江州刺史时，旧地重游，在白鹿洞广植花木，增设台榭、宅舍、书院，修葺一新。至今白鹿洞书还存有纪念李渤先贤祠和后人石雕的白鹿。

       李渤不仅担任过江州剌史，在贬官之时，还短暂出任过虔州剌史，可见唐朝820年期间虔州还是个流放之地。李渤出任的江州离湖口很近，并且湖口是李渤由水路赴江州的必经之地。

       估计李渤也是看过郦道元的《水经注》，先于苏轼登入石钟山考证一番。李渤是“忽遇双石”，他遇到了两块斜靠在水边的岩石，于是就“扣而聆之，南声函胡，北音清越，枹止响腾徐歇。”南边的岩石低沉瓮响，北边的清脆明亮，停止了敲击，震动的声音还在回响，说明这石头能发出类似金属的钟鸣声。李渤认为石钟山可能就是由于这个原因得名的。

        苏轼对这两种说法，都存质疑态度，“寺僧使小童持斧，于乱石间择其一二扣之，硿硿焉。”苏轼的表情是笑而不信，他认为敲击后能“硿硿”作响的石头倒处都是，这样原因就把此山命名为石钟山，那可称为石钟山的地方到处都是。

         苏轼对寺僧的演示认为不可信，可能又听了当地人的其他的解释，于是又“至莫夜月明，独与迈乘小舟，至绝壁下。”亲自去考察一番，月夜峥嵘的山影和山上的各种鸟受惊后发出的叫声，把苏轼也吓得不轻。

         就在此时苏轼听到了“大声发于水上，噌吰如钟鼓不绝。”可能是月夜潮汐的原因，湖面起了浪，拍击钟山下岩石里面的空腔，引起共鸣，发出了比较大的响声，一浪接着一浪的巨响，才会让“舟人大恐”。

         返航时经过那块水中的大石，也是“空中而多窍”与风水相吞吐发出“窾坎镗鞳”之声，至此苏轼已经是得意洋洋了，以为找到了答案，已经是穷究其理了。当即向儿子吹起了牛，那噌吰之声如周景王的无射，“窾坎镗鞳”之声如魏庄王的歌钟。苏轼听过这些乐器吗？那些乐器对于苏轼的时代来说，已经是古董了，可能见都没见过，更别说听了。那些都是离苏轼一千多年的事了。

       最后一段，苏轼那个得意劲，认为百闻不如一见，经历了，调查了，就有了发言权，离真理就是最近的。他认为：郦道元虽然与我的观点相同，但言之不详；李渤摆士大夫的架子不亲历亲为，不肯冒险月夜泊船于绝壁之下，如寺僧那个陋者一样，“乃以斧斤考击而求之自以为得其实”。

     “余是以记之，盖叹郦元之简，而笑李渤之陋也。”

      这句总结性陈词——郦道元太简单，李渤太粗陋。

      又经过后世一些名人的不断考证，苏轼也被后世怼了。他们认为苏轼对石钟山的考察方法也是有缺陷的。苏轼考察的时间是在六月涨水季节，没有看到枯水季的石钟山。枯水与涨水季节，水位的落差有十五米。枯水季，石灰岩结构的石钟山根部经过江水长期的冲刷，空空的，形状如一个悬空的挂钟，苏轼没有看到而已。

       行船一般都在涨水季，苏轼作为一个过客是不可能看到枯水季的石钟山。

        “渔工水师虽知而不能言”

        当地的劳动人民天天忙于生计，这些问题对他们来说是司空见惯的寻常事，那有闲情逸致去如你东坡先生一样去研究石钟山如何得名的问题。

        苏轼调查研究的精神是值得学习的，再睿智的人也会有遗漏的地方，正所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

        石钟山上，谁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