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  复兴白鹿

       朱熹在南康军任上，影响最大的是重建了白鹿洞书院，复兴了书院文化。而他亲手制定的《白鹿洞书院揭示》，成为南宋以后书院办学的基本规范，是中国教育史上重要的典章制度。朱熹对白鹿洞书院的复兴，标志着我国书院制度的成熟。

一

      白鹿洞书院是北宋四大书院之一，与之并列的是应天书院、岳麓书院、嵩阳书院。应天书院与嵩阳书院位于河南，南宋时期皆为金国统治区域。

     白鹿洞书院位于南康军星子县（今庐山市）五老峰东南，始建于唐贞元年间（785—805年），为李渤隐居之处。

     白鹿洞书院的白鹿，历史上也就李渤在此养过一只，书院一带原来没有洞，是因为山路两边林茂幽深，进山之路形如洞穴而得名。后人顾名思义，立了个白鹿雕像，挖了一个石洞，未免多此一举。

      李渤是唐代名臣，青年时与兄李涉隐居庐山白鹿洞读书，养一只白鹿终日相随，人称白鹿先生。因博学多才，有“李万卷”之美称。后任江州（今江西九江）刺史时，在白鹿洞增设亭、台、楼、阁，使之成为一处游览胜地。

     南唐升元年间（937—943年），在白鹿洞创办“庐山国学”，又称“白鹿国学”，是历史上唯一的由中央政府于京城之外设立的国学，学者争相前往就学。

     北宋初年，书院进行过扩建，正式定名为白鹿洞书院。北宋末年，金兵南下，书院毁于战火。

     朱熹早就耳闻白鹿洞书院盛名，对于专志著书立说的他来讲，白鹿洞书院无疑有着具大的诱惑力。

      淳熙六年（1179年）三月，朱熹任南康知军初期，一次视察陂塘时，在樵夫的指引下，找到了白鹿洞书院遗址。朱熹认为，这里是理想的设立书院的场所。他高兴地说：“观其四面山水，清邃环合，无市井之喧，有泉石之胜，真群居讲学、遁迹著书之所。”

     朱熹决心重建白鹿洞书院，一回到治所就向朝廷上了封奏章，请求朝廷拨款。面对朱熹的“不务正业”，朝廷没有回音，甚至“朝野喧传以为怪事”。

      没有朝廷支持，朱熹并不灰心，他决定动用知军权力，调配银两，筹措资金，依靠自己重建白鹿洞书院。

       十月，在朱熹的亲自督工下，崭新的白鹿洞书院，终于在一片残垣断墙、荆棘丛生的遗址上初步落成。朱熹怀着激动的心情，作了一首《次卜掌书落成白鹿佳句》诗：

 重营旧馆喜初成，要共群贤听鹿鸣。

    三爵何妨奠苹藻，一编讵敢议明诚。

    深源定自闲中得，妙用元从乐处生。

    莫问无穷庵外事，此心聊与此山盟。

        从诗中可看出，此时的白鹿洞书院是“初成”，而不是全部建成。朱熹不等书院全面建好，只要具备开学条件，就按捺不住举办开学典礼。

二

       朱熹对白鹿洞书院的爱，是无可比拟的。他自兼洞主，亲自上课。如有可能，朱熹乐意将知军这顶纱帽，高悬于军治大堂，遁迹白鹿洞书院讲学著书。

        朱熹白鹿洞书院洞主的身份，决不是挂个虚名，而是下了真功夫。

        朱熹制定了《白鹿洞书院揭示》，从五个方面进行规定：

 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右五教之目。尧舜使契为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学者学此而已，而其所以学之之序，亦有五焉，其别如左：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右为学之序。学、问、思、辨，四者所以穷理也。若夫笃行之事，则自修身以至于处事接物，亦各有要，其别如左：

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

右修身之要。

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右处事之要。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

右接物之要。

       从内容来看，揭示由儒家经典语句集结而成，左右之别要从古人文字竖排去体会。本揭示中“五教之目”“为学之序”可以看作是教育方针，“修身之要”“处事之要”“接物之要”可以看作是学生守则。

      《白鹿洞书院揭示》出现后，很快成为南宋各地书院统一的学规，后来，宋理宗在视察太学时，亲自书写《白鹿洞书院揭示》，使之成为御颁的学规。

      《白鹿洞书院揭示》一直影响了元明清各朝，不但书院仍将之作为学规的范本，甚至各级官学也将之作为办学的准则。

       明代大儒王阳明，对《白鹿洞书院揭示》也给予高度评价，他说：“夫为学之方，白鹿之规尽矣。”

       朱熹在白鹿洞书院，还改革了教学模式，采取了与现在“导师制”类似的方法，由主讲学者主持教学，在德、艺等方面对生员进行指导。而在具体形式上，既有老师讲课、学生读书、师生切磋这些传统的方法，也有六艺、游学等走出教室、融入自然的体验方法。

       朱熹对白鹿洞书院的苦心经营，还体现在营田和藏书上。朱熹认为学田是维持书院的久远之计，亲自制订了购田计划，筹集资金购置学田。朱熹还向各地广泛征集书籍，并制定了一套详细的藏书管理制度。

三

   最让朱熹苦恼的是，白鹿洞书院缺乏“名师”。朱熹除了自为导师、亲自讲学之外，还邀请江西著名学者刘清之来讲学，甚至不惜将尤溪教谕林用中挖到书院来。

     淳熙七年（1180年）二月，朱熹非常高兴，他终于请来了一位绝对大师级的人物，这位大师就是陆九渊。

     陆九渊口才非常好，他在书院中情绪激昂、充满正气地讲解《论语》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章。九渊联系当时科举之弊，结合对义和利、君子和小人的思辨，旁征博引，口若悬河。

     陆九渊慷慨激昂的讲说，感染了在场的学子，甚至有的学子感动地痛哭失声。陆九渊后来回忆说：“当时说得来痛快，至有流涕者。”

     朱熹对这次讲说非常满意，请陆九渊将讲说写下来，这就是著名的《白鹿洞书堂讲义》。朱熹将其刻碑立于书院之中，用以勉励学者。

     在白鹿洞书院期间，陆九渊与朱熹还就哲学问题，又进行了一次深层次的探讨，后人也将之称为“白鹿洞之会”。

     朱熹与陆九渊虽然观点各异，但他们惺惺相惜，在辩论中增进友谊，这种摒弃门户之见、倡导百家争鸣的学风值得倡扬。

     朱熹还请好友吕祖谦为重建白鹿洞书院写记，也将其刻碑立于书院之中。

       朱熹每有闲暇，就光顾白鹿洞书院，与生员优游于山石林泉之间，留下了十余处的墨迹石刻。

       为了让书院拥有合法和崇高的地位，朱熹曾向宋孝宗乞请赐额，一时未果。朱熹离任南康军时，借着进京奏事的机会，再向宋孝宗申请赐额，这次宋孝宗终于答应了，写下了“白鹿洞书院”几个大字。

       朱熹离开南康军后，与白鹿洞书院的因缘还在承继着。嘉定十年（1217年），朱熹三子朱在知南康军，重修白鹿洞书院，使之规模更加扩大，这时距朱熹去世也经17年。朱熹门人、女婿黄榦，亦曾在此讲学。

       白鹿洞书院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胡适先生有一个客观的评价。胡适曾说，庐山有三处史迹代表了三大趋势：一是慧远的东林，代表中国“佛教化”与佛教“中国化”的大趋势；二是白鹿洞，代表中国近世700年的宋学大趋势；三是牯岭，代表西方文化侵入中国的大趋势。

       正因白鹿洞书院在中国学术史、教育史上的重要性，后人称之为天下书院之首。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