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是全国唯一一个没有平原支撑的省份。
这一点当我于2018年走遍全国31个省及直辖市和港澳台之后，感觉特别深刻的一个印象。
全国所有的省会城市，没有哪一个像贵阳市一样，出门不是下坡就是上坡。贵阳就是一个建在许多大山上的城市。
在大城市中，高低不平的地理地势超过贵阳市的，只有重庆市了。但是重庆市不是省会城市，它是从四川省的一个地级市提升为中央直辖市的。
因此，在省会城市中，贵阳市是城市道路高低不平的第一名和唯一的一个建在山上的城市。
贵州省简称黔。地处中国西南内陆地区腹地。是中国西南地区交通枢纽，长江经济带重要组成部分。全国首个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世界知名山地旅游目的地和山地旅游大省，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界于北纬24°37′～29°13′，东经103°36′～109°35′，北接四川和重庆，东毗湖南、南邻广西、西连云南。
贵州境内地势西高东低，自中部向北、东、南三面倾斜，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说。全省地貌可概括分为高原、山地、丘陵和盆地四种基本类型，其中92.5%的面积为山地和丘陵。总面积17.62万平方千米，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地跨长江和珠江两大水系。
贵州省目前辖9个地级行政区，[4]其中6个地级市，3个自治州，50个县，11个自治县，10个县级市，16个市辖区，1特区。第七次人口普查为3856.21万人。省GDP 产值为16769.34亿元，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2280.56亿元，第二产业增加值6058.45亿元，第三产业增加值8430.33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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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由于贵州险峻的地势造成交通不发达，经济较为落后。前人给贵州的形容是：“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恰当地比喻了贵州的气象、地理和经济状况。
贵州古称“苗疆”，一般认为，最早的土著居民是苗族、布依族、侗族、瑶族、仡佬族等民族。汉族被称为“客家”，即外迁来的人口。
明代以前，贵州主要是各少数民族相互交错，总的特点是“夷多汉少”，汉移民多被夷化，13世纪以后，特别是自明清以来，汉族人口大规模迁入贵州，逐渐形成“汉多夷少”的状况，少数民族逐渐被汉化。至清代中期贵州几乎所有地方都有汉民。
充军是明、清朝代的一种刑事处罚制度，把罪犯解到边远地方当兵或服劳役。清代充军刑内部由轻到重依次分为附近、近边、边远、极边、烟瘴五等,五军对应的编发距离各有不同,附近为二千里,近边为二千五百里,边远为三千里,极边、烟瘴俱四千里。
充军和官员异地就职是贵州的移民最早的主流，后来交通和信息的逐步发展，四川和云南的人因为商业经济活动移民贵州。
俗话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那么，我的爷爷和外公为何要逆势而为，从相对发达的城市和地区来到这相对荒芜、野蛮、落后的贵州呢？
我的爷爷姓齐名光鸿，字德斋，清穆宗同治十一年 （1872年）12月30日出生于湖南省湘潭市株洲县。于民国8年（1919年）11月2日在贵州省毕节县因病去世，享年47岁。那一年，我的父亲齐松龄才5岁。
我的爷爷是湖南湘潭齐姓始迁祖齐原铭的第十九代孙。生于同治，经历了光绪和宣统两个朝代，在民国去世。在他47年的人生中，注定是跌宕起伏的年代。
我爷爷为何会从富庶的株洲来到穷乡僻壤贵州毕节，因为他英年早逝，我父亲年龄太小，已经无从考证。
不过从现有的证据来看，我爷爷应该是因为“做事”来到贵州的。我爷爷在去世之前，是毕节县衙门的“红笔师爷”，相当于现在的“刑事审判官”。以此说明我爷爷是一位有文化有专业知识的人。
我爷爷在去世前的两年，于1917年润二月二十四日用二百两银子购买了毕节县城内永兴桥前唐车氏家的铺面、住房及院坝，我外公黄丽生作为好友及湖南同乡在购房契约上签名作证（见照片，红圈处为我爷爷和外公的名字）。很巧的是：在购房契约签订的第二天，我的母亲就出生了。
我奶奶齐周氏是毕节大户人家、知名人士周素园家族的大家闺秀。
我爷爷作为一个客居他乡的外地人，事业有成，娶大户人家女子为妻，置地购房。生活应该是凤生水起，有声有色。但是不幸生病，英年早逝。
我爷爷来贵州的具体时间和原因，可能从毕节县志1917年及以前的资料中也许会有记载。
而我外公来到贵州却是因为一场意外事故。
我外公姓黄名经华，字丽生。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市的武将世家。在当时的清朝年代，湖南长沙及另外六个地区的武官道台都是姓黄的。最有名的当属长沙太守黄冕，与林则徐共事，深受曾国蕃嘉许和信任（见《我外公家谱中的故事：南坡公传》）。
我外公出生于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正月十八，小我爷爷一岁。
根据家谱，我外公是黄帝的第一百五十六代孙，是湖南长沙始迁祖黄宗谅的第二十代孙。
我外公从小读书练武，功夫了得，几十人不能近其身。他还会“点穴道”：根据“子午流注”，用手指头一点人就倒下，如果不救，不死则伤。用手指头一点，人马上苏醒没事。
大约在1890年我外公十七岁，有一天和他的大嫂吵架，一时冲动，抓起门杠打中嫂嫂头部，鲜血直流，倒在地上。我外公以为打死了，跑出长沙向西而去。家谱记载他往云南，实际他是到了贵州毕节。
外公到了贵州毕节后，人生地不熟，举目无亲。正好毕节邮政局招工，他就参加了工作。后来毕节引进了电话，他成为“工头”，带领工人们架设电话线，成为毕节地区电话系统的开辟先驱。他的职位相当于总工程师，工资拿到了每月六十块大洋。
一个偶然的机会，他救了一个叫郭某某的人，这个人后来成为民国时期毕节地区青帮的会长，他们成为“磕头”的异姓兄弟。
我外公挣到钱后，在毕节县城南门口买了一块地，仿照湖南的风格建了一正两厢、前后两个院坝，大小二十六间房屋的房子。那时候，全是木结构。
新房刚建成，有风水先生来给我外公说房子朝向有问题，要一百八十度掉过头。我外公信了风水先生的话，在建好的房子底下垫上滚木，硬是把房子旋转一百八十度掉了个头。不幸的是，这个风水先生实际上害了我的外公，他生了十一个孩子，唯一的男孩在十八岁时生病去世了。
1935年红军长征路过毕节，当官的都跑了，我外公负责看守邮电局。因为我外公家房子大（就在周素园家斜对面），很多女红军住到了我们家。我外公还给红军支援了十二部电话机，这对当时的红军来说，还是很宝贵的。那时我母亲十八岁，那些女红军动员我母亲跟他们走，我母亲犹豫了半天没去，而斜对面的周素园跟红军到了延安。
（解放后，周素园担任了贵州省的副省长，他的大女儿周平一当了我的小学校长，周平一的二儿子孔庆敷是我同班同学。从我奶奶那边算，孔庆敷要长我一辈。）
这就是我爷爷和外公为何来到贵州定居的故事。
爷爷为了工作，
外公为了避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