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司马迁，一定会跟着说《史记》。对司马迁的了解迷迷糊糊，扫一下书架，看到此书，确定浅读一番。
读后做了读书摘记
司马姓氏的由来
在周宣王时代，重黎的后人叫程伯休父的，失去重黎氏世代相传的职守，做了司马这个官职，以官职做氏，从此就有了司马氏。
司马迁之父司马谈，在汉武帝建元年间，做了史官，即太史令，也称太史公，司马谈说他的祖先为“周室之太史”。司马迁也说“司马氏世典周史”，司马迁编写《史记》的起因跟家源、职位有莫大关系，父亲司马谈对他的影响，可谓深刻。
父亲司马谈
司马谈生长于汉王朝的文、景时代，主要接受了文、景时代的影响。
当时的社会实行的是黄老之道，即道家学占了统治地位，主张“清静无为”。司马谈“习道论于黄子”。黄子既是黄生，好黄老之术。
作为史官，司马谈“学天官于唐都”，唐都是汉代有名的观测星象的专家；“受《易》于杨何”，《易》讲阴阳吉凶，和天文星象是有关系的，而杨何是《易经》专家。
公元前141年，汉武帝刘彻即位，汉武帝提倡儒家思想，百家尊儒。司马谈在期间做了太史令，他所接受的黄老之道远离了统治思想，于是就有了《论六家要旨》。
司马迁的童年
司马迁，字子长，公元前145年诞生于龙门。龙门是古代的一座名山，横跨黄河两岸。“鲤鱼跳龙门”在中国有很好的寓意，司马迁算是跳出了“龙门”，成龙飞天了。
司马迁十岁诵古文。在当时，一般学童要在十七岁才能背法律条文和缮写九千字，学会“八体”的书写。司马迁可称得上是一个神童。
司马迁的青年
从二十岁开始，司马迁开始访问名山大川，遍行天下，搜寻古代诸侯的历史，知道了许多历史人物的逸事、逸闻，了解了许多地方的民情风俗和经济生活，开阔了眼界，对他之后写《史记》积累了宝贵的资料。
公元前122年入仕，做了一名郎中。当时的郎中官职不大，但是皇帝出行时车驾的侍从。郎官在宫廷内部，亲近皇帝，平常是很有光彩的。
公元前111年，司马迁奉汉武帝之命出使巴蜀以南，代表汗王朝去视察和安抚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这时司马迁取得了汉武帝的信任。奉使西征，使司马迁对西南地区的地理、物产、民情、风俗，有了认识，对他后来写《货殖列传》有很多帮助。
司马迁的重要时期
封禅大典是帝王祭祀天地的一种特别隆重的典礼，先要到泰山顶上筑坛祭天，这叫“封”，然后在泰山底下的小山上辟地祭地，这叫做“禅”。
汉武帝东行齐鲁，准备封禅。
司马谈病重不能出行，气急攻心去世，遗言司马迁：“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
司马谈的遗言更加坚信了司马迁编写《史记》的决心。
司马谈逝世三年后，司马迁正式做了太史令，这是司马迁从事著作事业的起点，开始了著述工作。
“天下遗文古事，糜不毕集太史公。”太史公的职位给司马迁不少便利。
元封元年，汉武帝封禅典礼，元封七年，以司马迁、公孙卿、壶遂和侍郎尊、大典射姓等共同制定汗历，即有名的《太初历》。
《太初历》以建寅之月为正月，即以含冬至之月（十一月）后两个月之月为正月，是所谓“夏正”，是孔子以来“行夏之时”理想的实现。它不合于“五统”系统，而合于“三统”系统。所谓“五统”，以金木水火土循环，所谓“三统”，以黑白赤循环，以夏为黑统，殷商为白，周为赤，汉朝撇去秦朝，以汉接周，定为黑统。
司马迁在开始写作的七年，是跟随汉武帝不断出行的间歇著书的。
李广之孙李陵攻打匈奴，招人妒忌没有援兵，坚持到最后兵败投降。消息传到汉武帝那里，汉武帝大怒，昭司马迁询问看法。司马迁觉得李陵“夫人臣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赴公家之难，斯已奇矣”，“且李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践绒马之地，足历王庭，垂饵虎口，横挑强胡，卬亿万之师，与单于连战十余日，所杀过当。”司马迁就这样得罪汉武帝，遭李陵之祸，得了死罪。
以汉朝法律，两种情况可免死罪：一是拿钱赎罪；一是甘受腐刑。司马迁官职不大，拿不出钱，而《史记》也"草创未就"，他不想死，于是选择腐刑。
“每念及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腐刑带给司马迁极大的心理创伤，在司马迁的《报任安书》里，有“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也有“仆诚以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说明在腐刑之后，司马迁把更多的时间放在了著书上，且已完成。这一年司马迁五十三岁。
《史记》的简述
《史记》记事，开始于黄帝，终止于汉武帝太初年间，收尾上下，包含汉族三千年发展的历史。它的全书有“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它是用本纪、表、书、世家，列传这五种不同体例，并通过它们之间的互相配合和补充组成它的完整系统。
对于六家要旨，读完甚觉经典，联系当今社会，也觉道家学说为如今社会之良药。
功利社会，心浮气躁，人与人论利益，情与情讲条件。人与情失真，唯利是图和金钱至上，是时候静下心来梳理内心了！
录入全文：
太史公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太史公仕于建元元封之间，愍学者之不达其意而师悖，乃论六家之要旨曰：
《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涂。"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
尝窃观阴阳之术，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墨者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然其强本节用，不可废也。法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实，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则不然。以为人主天下之仪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随。如此则主劳而臣逸。至于大道之要，去健羡，绌聪明，释此而任术。夫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骚动，欲与天地长久，非所闻也。
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纲纪，故曰"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
夫儒者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虽百家弗能易也。
墨者亦尚尧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阶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刮。食土簋，啜土刑，粝粱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举音不尽其哀。教丧礼，必以此为万民之率。使天下法若此，则尊卑无别也。夫世异时移，事业不必同，故曰"俭而难遵"。要曰强本节用，则人给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长，虽百家弗能废也。
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则亲亲尊尊之恩绝矣。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故曰"严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职不得相逾越，虽百家弗能改也。
名家苛察缴绕，使人不得反其意，专决于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俭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责实，参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
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埶，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有度无度，因物与合。故曰："圣人不朽，时变是守。虚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纲也。"群臣并至，使各自明也。其实中其声者谓之端，实不中其声者谓之窾。窾言不听，奸乃不生，贤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复反无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托者形也。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离则死。死者不可复生，离者不可复反，故圣人重之。由是观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不先定其神〔形〕，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