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笔记（十一）
这一通过决定而导出的、对在精神存在“意义”上的人的生存的坚定解释,就像克尔凯郭尔最初对忧郁现象所作的解释那样,是尼采与他相遇的问题。尼采根据事实在这一点上批评了对人的生存与痛苦的“基督教道德的价值解释”。现在,在克尔凯郭尔最典型的问题的这一关键点上就要插入尼采的问题,以澄清“克尔凯郭尔与尼采”或者生存与存在这一在标题中所描述的问题。在这里,这只能以一种粗描的形式进行。这样一种通过尼采而展开的对克尔凯郭尔的批评,比克尔凯郭尔本人已经完全看到的他自己的“决定”有问题更容易理解,克尔凯郭尔在《法官的书》中写道:“如果我的忧郁曾经把我引向歧途,那么这必定是由于我把也许只是不幸的痛苦、诱惑看成了过错和罪恶。这是最可怕的误解,是导致几乎疯狂折磨的信号;但是即使我在其中走得太远了,它对我还是有好处的”。
克尔凯郭尔用一种存在的实用主义把这个问题推到边缘,而正是这个问题处于尼采批评基督教对人生存的“解释”的中心。尼采描述了什么是人和什么是人对自身可能有的意义,什么是“罪恶”,什么是它真正所是的东西,什么是它对于作为基督徒的人可能具有的意义。它本身所是的这个具有决定性的存在,尼采理解为是它的自然存在,也就是说,他把人的存在从根本上理解为是一种在任何对它的道德解释之前就有的人的自然本性。尼采说:“自我”是没有什么罪恶的,因为只要把人的存在和行为,感觉、解释和理解为“罪恶”,那么,人所是的、所为和所不为的,就都是罪恶的,这样,尼采从他那个方面就没有把纯粹的“事实”(同一种对事实的单纯解释相区别)设为先决条件,而是把一种关于人的、“人性的”自然概念设为先决条件,因为人性的东西是以人性的方式成为天性的。尼采把这种对人来说自然的人性多义地和不够确定地描写为“生存”。但是罪恶并不是一种自然人的生存现象,而只是并且只有作为罪恶意识才具有持久性,它的存在是基于意识的状态。但是,这样,一种对意识状态的明确宣布,是对人在自己所是的存在中如何“能够”而非必须对自己作意义上的理解的说明和解释、方式和方法。因此,根据尼采的观点,“解释”痛苦有完全不同的可能性,有不同的“痛苦的因果关系”。人按照各自实际训练的意识立场和解释倾向,把自己的痛苦以种种方式很有意义地解释为有一种原因(因果),在种种意义上,解释为一种有原因的意义。基督徒把自己的坏处境解释为“罪恶”,对他来说,罪恶成为他痛苦的有意义的原因,女孩把她的坏处境解释为“爱情”,商人把自己的坏处境解释为坏“生意”。这样,所有的人都在一定的原因中发现了一定的意义,他们的痛苦不再是没有原因和没有意义的和“淡化原因”的。因为:“如果人们知道自己的生活是为了什么,那么人们就无论如何都能够忍受”。这样,基督教就从一个没有罪恶感的古老世界产生出一个罪恶的世界,并把人变成了罪人。基督教因而把人的存在变得很沉重,但是也把它变得容易了。
而尼采本人所构想的人则相反,他根本就不再问自己生活和痛苦的“为什么”。人放弃了“原因”也就放弃了“意义”,并因而根本放弃了作为对意义的提出和说明的“解释”。他放弃了这些,因为他理解了,在人的存在中根本就没有什么客观“现存的”所谓意义,它只是根据人所想解释的那样存在的。但是那种最先由于迄今为止对存在的“价值解释”而必定表现为一种单纯的无意义性、纯粹的否定性或“虚无主义”(一切都是无价值和无意义的)的东西,同时就成为某种完全积极的东西,这时人决定转向这种价值,以肯定整个纯粹的存在本身———在有意义和无意义的彼岸,因而也在“善恶的彼岸”,在赞扬和谴责等等的彼岸。这种无条件的肯定没有什么可能的否定作为对手,它的时间是永恒一刻的纯粹到场,尼采称它为一种“酒神的”肯定,通过这种肯定一切,原先“沉重的”东西都变得“轻松”了。随着这种没有否定的肯定,就达到了人的生存的一种最后的和最简单的状态,之所以是“最简单的”,乃是因为这种状态同存在再也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了。存在的就是如它所是的那样,因为它在总体上和命运上就是如此。
尼采在他的永恒轮回的学说中,曾试图正是通过肯定一种纯粹的生存和永恒轮回的无意义性是一种从根本的“意义”中彻底获得的自由,来证明这种通过对命运的爱重新赢得的,在变化中变得完整的生存的“无辜”。同一事物的永恒轮回,将达到道德价值解释的最极端的虚无主义终点的人置于一个其自身没有问题的自然的永恒循环之中。但是由于仍然有一个自我的决定属于这种向自然的回归,所以在理论上就产生了这一理论的“双重”论证,也就是说,用一种“伦理的”要求并同时用一种“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来论证。因此尼采的永恒轮回的理论是那种“道德自然化”的最后结果,他从一开始就以此为目的,通过他对否定和蔑视人的自然本性的基督教道德的批评。但是,忧郁的“罪人”非常“自然地”会被理解为一个“病人”,一个缺少自然的“良好教养”的人,也就是说,这个罪人又重新变为他原先按照自己的自然本性已经所是的人。把一种其本身自然的生活状态“重新解释”为一种道德的存在状态,这又被尼采在批判地取消把“不幸的痛苦”解释成为“过错”和“罪恶”中作了“重新评价”。对尼采来说,这种把罪人重新评价为病人有着例证的意义,因为罪恶意识是“有病的灵魂的历史中最大的事件”,是“宗教解释的最可怕的艺术品”。但是尼采说,在作了这样一种逆转之后,人还仍然是一切“唯物主义”的最严厉的反对者。
尼采以这种方式在罪恶意识的现象中发现了那种问题的差别,这种差别对于克尔凯郭尔来说也是他的“忧郁”的原始问题,尼采以一种也必定会涉及到克尔凯郭尔的基督教的“存在”的方式,开始并阐发了这个关于存在和意义的问题,特别是克尔凯郭尔是决定支持精神存在和反对“生活”的,而且是带着对这样一种他本人称之为“存在艺术”的“非自然性”的明确意识。但是另一方面,克尔凯郭尔在《致死的疾病》中也以一种方式预先暗示了尼采最具特征的生活实验,它也很适合尼采:“如果绝望的自我是一个行动的自我,那么他实际上永远只是试验性地对待自己,即使他也可能很高贵,就像伟人和奇人,而且不管他能怎么持久地行动。他不知道有什么高于自己的权威,因此他从根本上缺乏严肃性,当他想以最大的注意力关注自己的实验的时候,他只能假装出一种严肃的样子。这就是他的虚假的严肃……因为如果这个自我还没有在绝望中走得太远,以致于成为被实验之神,那么,当他看自己的时候,除了他自身,还是不能再产生出派生的自我;他还是始终都保持为自我,并在自我的膨胀中,即不会多于也不会少于自我。就此而言,自我在绝望状态追求成为自我的努力中,恰好进入了相反的方向,他实际上将不再是自我。在自我行动的整个辩证法中,没有任何固定的东西;自我的东西没有一刻是固定的、永恒的。自我的否定形式同样非常努力地训练一种宽松的而不是约束的力量;自我随时都能够完全无意识地从头开始,而整个行动,不管追踪一种想法多长时间,都处于一种假设当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