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三弟微信告诉我，母亲在他那里住了一周就闹着要回家。我说，可以，叫弟媳送她回去 。老话说，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窝。母亲在三弟那里，吃得好喝得好，不需要她做什么，就在店里坐着，可以在街上转转。房里有空调，店里有栗炭烤火，弟弟，弟媳陪她说话。应该比较舒服。但是，母亲依然要回家。

母亲说，没有几天烧一袋子炭，还用空调，浪费电。二弟是去年新盖的楼房，叫她去住，不去。前不久，天下大雨，二弟怕老屋危险，叫儿子回去扶她来新屋，她又不去。侄儿急了，打电话给我，我劝她去二弟家，她还是不去。说房子倒不了，叫我放心。真拿她没有办法。其实，母亲是舍不得那一栋破屋，哪怕是漏雨，透风也是好的，哪怕是漆黑，也是好的。 那是她一砖一瓦一石做起来的。每一块砖，浸透着她和父亲的血汗，每一块瓦，是他们精心打造的一首诗。

1976年起，她和父亲就计划做一栋屋。 那时，我十六岁，二弟十一岁，三弟七岁，妹妹三岁，小弟还没有出生。一个小叔叔未成亲，比我大四岁，还有奶奶。一家人只有两间房子，一间大厨房，共八十多平米。厨房里面还要安一张床。眼看我们一天天长大，总得有个安身之所。

父亲心里盘算着，对母亲说，做屋的砖可以请人搭，瓦自己砍柴与人联手烧，小队还有人要做屋。到时请泥瓦匠先把瓦坯子做好，自己把柴砍好，等到干了就烧窑。桁条找大队批，领导也不是不知道我们住房紧张。石头山上有。地基自己抽空挖，就是粮食和钱困难，大工小工进门，天天要吃饭，不能饿肚皮。只有勒紧裤腰带省吃俭用。

母亲说：”你说得容易。老话说，买田容易做屋难。” 父亲说：“如今没有办法，只能朝这方面努力。” 奶奶也同意他们的想法。这算一个家庭大计，不知道是第几个五年计划？自那时起，粥饭里红薯比以前更多了，饭里南瓜占大半，或者粥里下麻根粉，或者炒一碗豌豆吃了当晚饭。秋冬有白菜，煮一锅，象喂猪一样，每人吃两碗，或者蒸一罐红薯吃。

当年吃的杂粮，现在是席上珍。为什么那时是那么难以下咽？现在又觉得这样好吃?因为，那时候年年吃，月月吃，天天吃，餐餐吃，又没有油盐，更谈不上调料。劳动强度大，体力消耗大，营养跟不上，没有几个是胖子，多是麻杆体型，没有人喊着减肥。现在的人，生活完全倒过来。餐鱼顿肉，天上飞的，海里游的，地上跑的，什么都吃到，杂粮当然就好吃，网上天天有吃杂粮的若干好处报道。

多年后，我看到红薯，是仇人相见，格外眼红，南瓜也是我的敌人，吃了吐黄水。后来，粮食慢慢积了几缸，一家人也磨得差不多。

父亲是小队队长，干部风格，计划一旦落实，风雨不移，白天在小队生产，晚上把月亮当太阳，没有月亮就用一个土罐，倒进柴油，口上用报纸圈一个筒子，点上，那就是电灯，那就是月亮。在小队打夜工常是这样搞。他拿起铁镐挖地基，我们兄弟，叔叔，母亲用沙耙掏土。奶奶和母亲也参加挑土，上土。

有时，四舅和表兄弟晚上来帮忙。地基在原来老屋东边，再往东是分给三叔的一栋房子。两栋中间的空当靠北面的斜坡，是要挖的地方。与三叔交界的一当是一个碾，碾是从前的扎米机，象圆规，顶端固定在一个石头圆巢半径中间架起，延伸的两根木头下面，各安一个象轮胎一样的圆石头，上面固定一个档子坐人，右边木头中间系犁绳，把稻谷倒在石巢里，用牛拉着转，谷壳破了，米就慢慢出来了。

小时候，大人碾米，我们就要坐在上面玩。使我记忆最深的是，一天早上，我在碾巢上坐下读书，父母在两边陪伴，因为没有专心，一个＂桥＂字不知道怎么读，问父亲，父亲教给我，过一会又忘了，第二次问，父亲又教，过片刻，又忘记。第三次刚开口，头上＂叭＂的一声，眼冒金星。父亲一巴掌,我被打清醒了。从此，＂桥＂字永记心中。为此，母亲跟父亲吵起来。说不应该打我。这次，因为要做屋，碾就永远定格在我们的记忆里。

因为屋基都是麻骨石，坚硬，父亲象愚公移山一样，慢慢挖。父亲又带我上山把能够做桁条的松树，用斧头作标记，再找大队干部批。石头在湾子右边，曾爹（曾爷爷的墓地）岗上打的，瓦在台上烧。土砖在前面大地田里搭。还有木条子（家乡叫各子）在湾子稻场锯。每一项都是父母日以继夜，用心血换来的。

为做屋，小叔叔也是千辛万苦。他看到家里负担重，放弃了读书机会。为哥哥分担忧愁。小小年纪，人比犁高不了一点，在小队学习犁田，抄田，拔田。后来，用牛的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修水库，上专班，到林场当职工，吃苦耐劳，尽职尽责。每到一处深受领导和人们欢迎、喜爱。把得到的公分钱，全部带回家交给父亲。为这个家的建设和养育侄儿，立下汉马功劳。

在做屋期间，母亲和奶奶主要是搞后勤。那时，我已经去部队当兵。听父亲说，奶奶和母亲天天忙于做饭，搞柴，搞菜。大集体，山上的树，桠都不准砍，老百姓烧柴只能割茅草，用竹扒扒松叶，桐子叶，板栗叶，夏天烧麦吉杆，奶奶和母亲一有空就去搞柴。菜呢，更难。田边地角，湾前屋后不准种，种了就是搞资本主义，工作组就跟你挖掉，拔掉。只能在一点自留地里种，平时不够一家人吃，有客人就更不用说。

队长，更要带头执行政策。这样就苦了做饭人。不过，母亲还是在干部不注意的地方种一些菜，奶奶平时慢慢淹制一些咸菜留着，做屋时拿出来吃。还偷偷在池塘捞一些小鱼小虾，用辣椒一炒，是一道好菜。腐乳豆腐用辣椒面兑一点米汤，放饭里蒸出来是抢手菜。野菜有晒干的荆介、苦菜、竹笋等，也能抵挡一阵。每到吃饭的时候，人多，一围上来，风卷残云，一口气杯盘狼藉。最后的残汤剩水，奶奶和母亲打扫战场，填一填辘辘饥肠。

有时候饭菜没有了，婆媳烧几个红薯吃一下。粮食不够吃，母亲四处借。兄弟妹妹放学回来要吃饭，也只能简单对付着吃。等等苦愁，只有她们自己吃，自己扛。屋好不容易做起来，头上不知道添了几多白发，脸上多了数不清的皱纹 。父亲告诉我，亲戚朋友和小队的人都帮忙，也没有人要一分钱。

如今，孩子大了，日子都好过。树大桠也散，各奔东西，天南地北。年轻的打工去了，有钱的到县城、省城，外地做屋、买房。湾湾如此，到处如此。只有老人和一部分留守儿童在家，守住那几间老屋或者楼房。大多数老人是住着儿女不要的老屋，从前的湾子多是空巢。

空巢里住着空巢老人，十分凄凉。我们湾先前十几户人家，现在只有三叔三婶两个和母亲在家，其余全部搬到公路边做楼房。有的到外地买屋安家。

我们家，老三在县城、老二、老小在公路边，我在村部街道住，今年跳到上海来了，妹妹也在上海工作。老屋只有母亲一人。人少，动物多，如猫、老鼠、貂、黄鼠狼、鸟雀。天天在屋上拔弄。无论你怎么检修，瓦总是被搞成大大小小的洞，每多一个洞，就象子弹在母亲心里穿一个窟窿！

天晴还好说，一下雨，天上大落，屋里细落。坛坛罐罐都搬出来接漏。母亲看到这样急，儿女不放心急！叫她到儿女那里住，又不习惯。瓷砖地板她怕摔倒了，路边又怕吵闹。强行要她住吧？人在东吴心在汉，又象是软禁，其心何忍？只有顺其自然，想哪里住就那里住，如果在老屋，就委托叔叔照顾，我们常常电话关注。只有如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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