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博上看到一篇关于李鸿章的文章,忽然就想写写李鸿章。
搜到李鸿章一张照片,左眼下角还有很明显的疤痕,应该是签订《马关条约》前后吧。在了解他的经历后,总觉得他眼里似乎含着泪水,带着一点悲呛和无奈,想起诗人艾青的一句诗: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李鸿章爱他的国家吗?这应该是不必问的。
虽然网上也有帖子说李鸿章的贪污以及种种个人卑劣行为,无法证实有几分真。可是在民族和国家面前,我相信他是无愧于心的。他最后官至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权倾一时,谤满天下”,想必这是对他当时境况的最真实写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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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一个小插曲。
我有个初中同学,姓李,名字忘记了。不知道因为什么,给自己改名叫李鸿章。我犹记得我知道他改名时那惊讶的表情,因为在初中的历史书里,李鸿章可是个大大的卖国贼,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是中华民族的耻辱,是大罪人,历史地位和秦桧不相上下。这名字也有人喜欢吗?我当时真的无法理解。
后来有人和我说,其实李鸿章也是很无奈的,当时中国太弱了,“弱国无外交”,他只是清政府的替罪羊罢了,是根本做不了主的。
大学时图书馆里有一套《李鸿章全集》,封面就类似上面的照片,看起来感觉有点凄凄惨惨的,想想,他那时已经是个老头了啊,对他的愤怒似乎一下子少了很多,可是看到密密麻麻的文字,终究还是打了退堂鼓,没勇气借来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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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晃过了很多年,QQ、微信、微博,各种社交软件轮番登场,我们越来越“忙”,忙着工作,忙着社交,却再也没人和我讨论过某一个人物,那种酣畅淋漓,快意恩仇。所以有时我把自己埋头在古龙的小说里,看一个个绿林好汉轮番登场,大口的喝酒,大声骂人,有酒有肉有女人,称兄道弟,道义江湖,一个字:痛快!
可是李鸿章并不是个“痛快”的人,他一生的官场沉浮,无不是在各种关系中运筹帷幄,巧妙周旋。虽然他实现了年轻时的志向“三千里外觅封侯”,做到了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权倾朝野,可是他的才能总是无法自由施展,总必须受人牵制。
最早拜在曾国藩帐下时,虽然曾国藩确实指导了他很多,可是寄人篱下,总无法大展拳脚,等自己在上海灭太平军,建立自己的淮军,虽然打出了个人品牌,可是树大招风,又引来种种非议。所以,尽管他已经看到西方物质文明的好处,隐隐知道清朝制度的种种弊端,可是他不敢光明正大的和慈禧说:我觉得咱们的制度有问题,得改。
想学外国语言,不敢起太招摇的名字,叫“广方言馆”。想修铁路,怕朝中的顽固派和政敌反对,就让淮军老将刘铭传先给慈禧上了个折子,自己在后面附和。结果还是一片质疑和反对,最后还是偷偷修了一小段,不敢用正规火车头,只能用马车拉。后来李鸿章想了个法子,在皇宫和镜清斋之间建了一条小铁路,让慈禧坐着玩,老佛爷亲身体验后,觉得也没那么可怕,也就同意了。郭嵩熹建议“富民”,彻底变革清朝制度,李鸿章以“无人敢主持”为由拒绝了。
种种事件,都说明李鸿章是不自由的。在当时的体制下,尽管地位很高,他还是受到很多牵制。明面上是他的政敌以及清流派,他们对李鸿章的洋务运动本就很抵制,对他的新潮想法自然各种干扰。暗地里慈禧和光绪对他也是既利用又防嫌,是不是敲打敲打。
所以李鸿章曾问德国首相卑斯麦:“我们那里,政府、国家都在给我制造困难,制造障碍,我不知该怎么办?”俾斯麦回答说:“反朝廷是不行的。如果最高层(指皇帝)完全站在您这一方,有许多事情您就可以放手去做。如果不是这样,那您就无能为力。任何臣子都很难反抗统治者的意愿。’‘想必当时李鸿章也明白了,他空有一身抱负和理想,却没有支持他的平台和后台。
李鸿章的官场生涯,很多就消耗在这种看似无谓的“内耗”上了。再加上外国列强的虎视眈眈,留给他“富国强兵”、大搞洋务运动的时间确实不多了。所以虽然他比当时很多士大夫看的都要长远,可是却没办法施展,不能不说是可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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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了那么多,再说说李鸿章的外交政策吧。
李鸿章的外交政策在很多人看来是有点“懦弱”的。有点像“不战而屈人之兵”,不过不是别人屈服,而是很多情况下自己屈服求和了。很多人认为这是卖国。甚至很多列强指名道姓要李鸿章去谈判,人们议论是李鸿章能给列强一些好处。
这个问题可能我看的不是很全面,我只从自己的角度谈一谈。李鸿章从操练淮军,对付太平军起,对军队和国防一直是比较重视的,所以他是明白大清王朝有几斤几两的。他的“求和”,一方面是他知道外国列强的实力,一方面当然想保存实力,发展清朝军队的战斗力,“以卵击石”只能失败,最后还是要割地赔款签条约。他和外国人打交道多了,自然把这一切看的门清,可是朝中大臣只把他的保存实力看成是“卖国”,不了解自己,也不了解外国人的实力。为了那点“大清朝尊严”,不知道要搭上多少人命。
当然,有些人会说这太没“血性”了,太过保守。当年左宗棠和李鸿章就收新疆和建海防辩论。最后左宗棠还是平复了新疆叛乱,让俄国把吞并的伊犁吐出来了,可见当时的清朝在某些方面也不是那么弱。但是西北和东南不太一样。 由于历史原因,西北一直都是清朝驻扎防守的重点对象,而东南海上防守一直都是比较弱的。如果没有海防,后果如何,也无法定论。
李鸿章外交的高明之处在于“挑拨离间”,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分化各国实力。这一点在列强都对中国虎视眈眈时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最后签订《马关条约》时,他也因为被刺杀,利用了各国舆论的压力,为清政府减少了一亿两白银的赔款,同时迫使日本放弃辽东,尽管还是非常屈辱,但是这已经是他能尽到的最大努力了。
《马关条约》签订时,因为听说自己挨了一枪少赔了一亿两,他请求再给他几枪,甚至不惜倚老卖老,请求伊藤博文卖个面子给他,当然最后给驳回了,过程不可谓不悲呛,也充满无奈。
签《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时,他都是列强指定的谈判人,也是大清朝唯一可以仰仗的外交谈判中有实力和外国斡旋的人。他深知一去必是千古骂名,可是他也学了他的老师曾国藩“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尽管哥哥劝他返乡养老,他还是义无反顾的冲上去了,结果签完后果然是万人唾骂,自己也大口吐血,郁郁而终,死不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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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曾经自比为“糊纸匠”,“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应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
他明白自己的作用有限,只能哪里漏风,就去补一补。开始是不想彻底废除清朝制度。等到周游列国回来,认识到清朝制度必须废除时,留给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所以最后只能说“一辈人只能做好一辈人的事”,他有心却无力应对了。
梁启超评价李鸿章“不学无术,不敢破格,是其短也;不避辛劳,不畏谤言,是其长也。”也是比较中肯的了。最后还是以梁启超的评语结尾吧---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