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博上看到一篇关于李鸿章的文章，忽然就想写写李鸿章。
搜到李鸿章一张照片，左眼下角还有很明显的疤痕，应该是签订《马关条约》前后吧。在了解他的经历后，总觉得他眼里似乎含着泪水，带着一点悲呛和无奈，想起诗人艾青的一句诗：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李鸿章爱他的国家吗？这应该是不必问的。
虽然网上也有帖子说李鸿章的贪污以及种种个人卑劣行为，无法证实有几分真。可是在民族和国家面前，我相信他是无愧于心的。他最后官至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权倾一时，谤满天下”，想必这是对他当时境况的最真实写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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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一个小插曲。
我有个初中同学，姓李，名字忘记了。不知道因为什么，给自己改名叫李鸿章。我犹记得我知道他改名时那惊讶的表情，因为在初中的历史书里，李鸿章可是个大大的卖国贼，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是中华民族的耻辱，是大罪人，历史地位和秦桧不相上下。这名字也有人喜欢吗？我当时真的无法理解。
后来有人和我说，其实李鸿章也是很无奈的，当时中国太弱了，“弱国无外交”，他只是清政府的替罪羊罢了，是根本做不了主的。
大学时图书馆里有一套《李鸿章全集》，封面就类似上面的照片，看起来感觉有点凄凄惨惨的，想想，他那时已经是个老头了啊，对他的愤怒似乎一下子少了很多，可是看到密密麻麻的文字，终究还是打了退堂鼓，没勇气借来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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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晃过了很多年，QQ、微信、微博，各种社交软件轮番登场，我们越来越“忙”，忙着工作，忙着社交，却再也没人和我讨论过某一个人物，那种酣畅淋漓，快意恩仇。所以有时我把自己埋头在古龙的小说里，看一个个绿林好汉轮番登场，大口的喝酒，大声骂人，有酒有肉有女人，称兄道弟，道义江湖，一个字：痛快!
可是李鸿章并不是个“痛快”的人，他一生的官场沉浮，无不是在各种关系中运筹帷幄，巧妙周旋。虽然他实现了年轻时的志向“三千里外觅封侯”，做到了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权倾朝野，可是他的才能总是无法自由施展，总必须受人牵制。
最早拜在曾国藩帐下时，虽然曾国藩确实指导了他很多，可是寄人篱下，总无法大展拳脚，等自己在上海灭太平军，建立自己的淮军，虽然打出了个人品牌，可是树大招风，又引来种种非议。所以，尽管他已经看到西方物质文明的好处，隐隐知道清朝制度的种种弊端，可是他不敢光明正大的和慈禧说：我觉得咱们的制度有问题，得改。
想学外国语言，不敢起太招摇的名字，叫“广方言馆”。想修铁路，怕朝中的顽固派和政敌反对，就让淮军老将刘铭传先给慈禧上了个折子，自己在后面附和。结果还是一片质疑和反对，最后还是偷偷修了一小段，不敢用正规火车头，只能用马车拉。后来李鸿章想了个法子，在皇宫和镜清斋之间建了一条小铁路，让慈禧坐着玩，老佛爷亲身体验后，觉得也没那么可怕，也就同意了。郭嵩熹建议“富民”，彻底变革清朝制度，李鸿章以“无人敢主持”为由拒绝了。
种种事件，都说明李鸿章是不自由的。在当时的体制下，尽管地位很高，他还是受到很多牵制。明面上是他的政敌以及清流派，他们对李鸿章的洋务运动本就很抵制，对他的新潮想法自然各种干扰。暗地里慈禧和光绪对他也是既利用又防嫌，是不是敲打敲打。
所以李鸿章曾问德国首相卑斯麦：“我们那里，政府、国家都在给我制造困难，制造障碍，我不知该怎么办？”俾斯麦回答说：“反朝廷是不行的。如果最高层（指皇帝）完全站在您这一方，有许多事情您就可以放手去做。如果不是这样，那您就无能为力。任何臣子都很难反抗统治者的意愿。’‘想必当时李鸿章也明白了，他空有一身抱负和理想，却没有支持他的平台和后台。
李鸿章的官场生涯，很多就消耗在这种看似无谓的“内耗”上了。再加上外国列强的虎视眈眈，留给他“富国强兵”、大搞洋务运动的时间确实不多了。所以虽然他比当时很多士大夫看的都要长远，可是却没办法施展，不能不说是可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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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了那么多，再说说李鸿章的外交政策吧。
李鸿章的外交政策在很多人看来是有点“懦弱”的。有点像“不战而屈人之兵”，不过不是别人屈服，而是很多情况下自己屈服求和了。很多人认为这是卖国。甚至很多列强指名道姓要李鸿章去谈判，人们议论是李鸿章能给列强一些好处。
这个问题可能我看的不是很全面，我只从自己的角度谈一谈。李鸿章从操练淮军，对付太平军起，对军队和国防一直是比较重视的，所以他是明白大清王朝有几斤几两的。他的“求和”，一方面是他知道外国列强的实力，一方面当然想保存实力，发展清朝军队的战斗力，“以卵击石”只能失败，最后还是要割地赔款签条约。他和外国人打交道多了，自然把这一切看的门清，可是朝中大臣只把他的保存实力看成是“卖国”，不了解自己，也不了解外国人的实力。为了那点“大清朝尊严”，不知道要搭上多少人命。
当然，有些人会说这太没“血性”了，太过保守。当年左宗棠和李鸿章就收新疆和建海防辩论。最后左宗棠还是平复了新疆叛乱，让俄国把吞并的伊犁吐出来了，可见当时的清朝在某些方面也不是那么弱。但是西北和东南不太一样。 由于历史原因，西北一直都是清朝驻扎防守的重点对象，而东南海上防守一直都是比较弱的。如果没有海防，后果如何，也无法定论。
李鸿章外交的高明之处在于“挑拨离间”，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分化各国实力。这一点在列强都对中国虎视眈眈时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最后签订《马关条约》时，他也因为被刺杀，利用了各国舆论的压力，为清政府减少了一亿两白银的赔款，同时迫使日本放弃辽东，尽管还是非常屈辱，但是这已经是他能尽到的最大努力了。
《马关条约》签订时，因为听说自己挨了一枪少赔了一亿两，他请求再给他几枪，甚至不惜倚老卖老，请求伊藤博文卖个面子给他，当然最后给驳回了，过程不可谓不悲呛，也充满无奈。
签《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时，他都是列强指定的谈判人，也是大清朝唯一可以仰仗的外交谈判中有实力和外国斡旋的人。他深知一去必是千古骂名，可是他也学了他的老师曾国藩“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尽管哥哥劝他返乡养老，他还是义无反顾的冲上去了，结果签完后果然是万人唾骂，自己也大口吐血，郁郁而终，死不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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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曾经自比为“糊纸匠”，“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应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
他明白自己的作用有限，只能哪里漏风，就去补一补。开始是不想彻底废除清朝制度。等到周游列国回来，认识到清朝制度必须废除时，留给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所以最后只能说“一辈人只能做好一辈人的事”，他有心却无力应对了。
梁启超评价李鸿章“不学无术，不敢破格，是其短也；不避辛劳，不畏谤言，是其长也。”也是比较中肯的了。最后还是以梁启超的评语结尾吧---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