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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南明史》 第三十三章
收复台湾以后，郑成功改台湾城为东都，开始了把台、澎经营为抗清基地的紧张活动。他亲自带领何斌、马信、杨祥、肖拱宸等人巡视新港、目加溜湾、肖垄、麻豆、大目降、大武垅、他里雾、半线等地。“见其土地平坦膏沃”，适合屯田养兵。当时台湾地广人稀，高山族同胞“计口而种，不贪盈余”，土地利用率很低，便于移民垦荒。在视察过程中，各处高山族同胞列队欢迎，更使他感到民风淳朴。他对高山族同胞“赐以烟、布，慰以好言”，严禁部卒侵犯他们的利益。
为了促进开发，加固根本，郑成功命令把将士和官员的家属送来台湾。这本来是一件好事，郑成功未免操之过急。在击败达素等统率进犯金、厦的清军以后，大陆沿海岛屿的局势比较稳定，收复台湾以后完全可以随着垦荒、建屋等开发过程的进展，鼓励将士和文官把家属逐步迁来台湾。开辟阶段，条件艰苦，对将士也应予以更多的关怀。
郑成功除了尊帝虚礼以外，也真心实意地希望永历朝廷能够存在下去，这样既可以借朝廷名义吸引东南复明势力的支持，又可以利用永历朝廷支撑于西南牵制清军相当一部分主力。一厢情愿的如意算盘打得太精，结果事与愿违，使自己陷于进退失据的尴尬局面。饮下自己酿造的苦汁，无疑是导致郑成功晚年心理失去平衡、举动乖张的重要原因之一。
从1662 年四月到六月，永历帝（朱由榔）及其太子、郑成功、李定国相继离开人世，标志着南明复兴最后一线希望的彻底幻灭。在这以后，郑经和坚持于夔东的抗清武装虽然仍以永历纪年，却没有多大号召力了。郑经继承父业为经营台湾作出了重大贡献，尽管他一直以复明相标榜，但他的功业显然不适合纳入南明史的范畴。
1659 年（顺治十六年），郑成功、张煌言率领舟师展开的长江战役虽然在南京城下遭到了重大挫折，但这个战役的政治影响却不可低估。显示了郑成功、张煌言为首的东南沿海义师还拥有雄厚实力，特别是大江两岸缙绅百姓的群起响应，使清朝统治者不寒而栗，他们感到当务之急是不惜代价切断义师同各地居民的联系。 1661 年（顺治十八年）清廷断然决定实行大规模的强制迁徙濒海居民的政策，史称“迁海”。
查考迁海令的策动者究竟是谁，目的在于探讨清初统治集团中不同力量的动向。清廷中占主导地位的是满洲贵族，他们统率的八旗子弟弓马娴熟，是陆战的好手，海上交锋却固非所习，决策迁海可谓是扬长避短。依附清廷的汉族官员或是由于传统观念，或是由于本身利害攸关，大抵都不赞成迁海。
迁海自始至终都是以极其野蛮的方式摧残沿海居民的一场骇人听闻的暴行。清政府画地为牢确定所谓的“边界”以后，就以极其蛮横的手段驱赶界外的居民进入内地。迁徙的时间规定得非常短促，一般是三天，过期派官兵驱赶。为了断绝迁民后顾之心，界外的房屋全部焚毁一空。
沿海迁界政策的推行，不仅使大批滨海居民在违旨“透越”的罪名下惨死于清政府屠刀之下，对于我国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也是个严重的阻碍
迁海政策只是给沿海居民造成了极大的灾难，给清政府自身带来了重重困难，对郑成功父子领导的义师并没有起到多大的威胁作用。康熙二十三年台湾的回归大陆是当时的大势所趋，无论在直接意义上还是在间接意义上都不是迁海政策的结果。如果清廷抱住迁海政策不放的话，台湾问题不仅不能解决，分离的局面还将继续拖延下去。值得注意的是，在清朝大臣中主张进取台湾的人（如福建水师提督施琅、福建总督姚启圣）都是迁海政策的反对者。清朝统治者对于自己的文治武功历来是不厌其繁地张扬备至。惟独对于沿海迁界这个涉及东南各省，持续时间长达二十年的重大政策却很少记叙，连清实录当中也只是寥寥数语，一笔带过。这种现象多少可以说明清廷事后终于明白自己的失策。依赖当时承办官员的文书、地方志和私家记载才多少保存了事情的真相，使我们从一个侧面看到清初推行的政策是怎样阻碍了我国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在南明为数众多的人物中，张煌言的地位并不显赫，然而在长达二十年的抗清斗争中，他历尽了艰难险阻，处处以大局为重，几乎是一位无可挑剔的完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