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蜀道难
噫吁戏！危乎高哉！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韵一）
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
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
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眉巅。
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
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
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韵二）
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缘。
青泥何盘盘，百步九折萦岩峦。
扪参历井仰胁息，以手拊膺坐长叹。
问君西游何时还，
畏途巉岩不可攀。
但见悲鸟号古木，雄飞雌从绕林间。
又闻子规啼，夜月愁空山。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使人听此凋朱颜。
连峰去天不盈尺，（韵三）
枯松倒挂倚绝壁。
飞湍瀑流争喧豗，（韵四）
砅崖转石万壑雷。
其险也若此，嗟尔远道之人胡为乎来哉？
剑阁峥嵘而崔嵬，
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所守或匪亲，化为狼与豺。
朝避猛虎，夕避长蛇，（韵五）
磨牙吮血，杀人如麻，
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家。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侧身西望长咨嗟！
李白的作品，以乐府和歌行最为著名，他的豪迈狂放的风格，在这些作品中表现得特别淋漓痛快。乐府和歌行，在诗的形式上原无分别。如果以乐府曲调为题目，就属于乐府诗；如果自己制造题目，不谱入任何曲调，就属于歌行体诗。“蜀道难”是魏晋时代早就有的歌曲，它属于相和歌辞中的瑟调曲。这个歌曲的内容，就是歌咏蜀道之艰难与行旅之辛苦。李白此诗以《蜀道难》为题，所着意描写的也是蜀道的艰险，所以它属于乐府诗。李白此诗极力渲染“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他为什么忽然想到这个题材，为什么做这首诗，对于这一疑问，历来就有好几种解说。
唐人王定保的《摭言》首先记录了这首诗的故事。李白初到长安，去拜访贺知章。贺知章是玄宗皇帝器重的诗人，他读了李白这首诗，十分赞赏，夸奖李白有“谪仙之才”。接着，孟棨所著《本事诗》也说：李白从蜀郡到京师，住在旅馆里。贺知章闻其名，首先去拜访他，看到他的状貌姿态，大以为奇。又请他拿出作品来看，李白就把《蜀道难》取出来请教。贺知章读后，赞不绝口，称他为“谪仙”。这两段都是晚唐人的记录，大同小异，可知当时人以为李白作此诗是描写他从蜀郡出来漫游时的行旅艰苦，又可知李白作此诗的时候相当早。李白到长安，在开元、天宝年间，此诗大约作于开元末年。《新唐书：严武传》说：严武在蜀中，任剑南节度使兼成都尹，骄恣放肆，其时房琯在他部下任刺史。房琯做宰相时，曾推荐严武。后来房琯因得罪降官，做了严武的下属，可是严武对他却极为倨傲。其时杜甫在严武幕府中，任节度参谋，因为误犯了严武的父亲挺之的讳字，严武几乎要杀他。李白得知此事，遂作《蜀道难》，为房、杜两人耽忧。《新唐书》这一段记载是从唐人范摅所著《云溪友议》中采录的，可知唐代人对《蜀道难》的写作背景，还有这样一种说法。宋祁、欧阳修把这个故事写入了官方正史，就肯定了它的正确性。但严武任剑南节度使，是在肃宗末年。请杜甫任节度参谋，是在肃宗上元三年，即代宗宝应元年（公元七六二年）。这年的十一月，李白便故世了。当时李白远在江东，似乎来不及知道房琯、杜甫在严武部下的情况。而且从杜甫写赠严武的诗来看，他们两人间的关系未必坏到如此。因此，如果说《蜀道难》是为房琯、杜甫两人的安危而作，在时间与史实上都有矛盾。
李白诗集有元人萧士赟的笺注本，他对《蜀道难》提出了新的解释。他以为这首诗是作于安禄山叛军攻占长安，明皇仓皇幸蜀的时候，即天宝十五载（公元七五六年）六七月间。当时李白在江南，听到这个消息，以为皇上幸蜀不是上策，“欲言则不在其位，不言则爱君忧国之情，不能自已，故作此诗以达意。”明代的胡震亨，在其《唐音癸签》中，也谈到过这首诗。他以为上文所引三家的解说都是“傅会不足据”。他认为“《蜀道难》自是古曲，梁陈作者，止言其险，而不及其他。
李白此诗，兼采张载《剑阁铭》‘一人荷戟，万夫趑趄，形胜之地，匪亲弗居’等语用之，为恃险割据与羁留佐逆者著戒。惟其诲说事理，故包括大，而有合乐府讽世立教本旨。若但取一人一事实之，反失之细而不足味矣。”
以上是历代诗评家对《蜀道难》主题思想的探讨。把这些意见和原诗参研之下，萧士赟的讲法似乎最合情理，而且使这首诗含有高度的比兴意义。由此，明清两代讲唐诗的人，大多采用他的讲法，例如唐汝询、陈沆、沈德潜等，都肯定《蜀道难》是为明皇幸蜀而作，分析得很详细。
但是，有一件事，他们都没有注意。丹阳进士殷璠编选的《河岳英灵集》，选录了与他同时代的二十四位诗人的作品，共二百三十四首。他在自序中说明这些诗起于甲寅，即开元二年（公元七一四年）终于癸巳，即天宝十二载（公元七五三年）。他选了李白的诗十三首，其中就有《蜀道难》。这是一个无可推翻的证据，证明《蜀道难》作于安史之乱以前。那么，它显然不是讽谕明皇幸蜀的诗了。如果《摭言》、《本事诗》的记载可信，则此诗的创作年代还可以提早到开元末年。为此，我们不取以上那些讲法，而把此诗定为李白赠入蜀友人的诗。
初唐以来，乐府歌行的形式，一般都是七言古体诗，但李白却创造了新的形式。他善于把三言、四言、五言、七言各种句法混合运用，成为一种不同于魏晋的新型的杂言体。甚至，他有时还大胆地在诗里运用散文句法。这是远远地继承着楚辞和汉代乐府歌辞的传统，而加以推陈出新的。就像这首《蜀道难》，七言句不到一半，其馀大半是不拘一格的杂言句。读他的诗，要跟着作者的豪放的感情和参差的句法，一气贯注，而以它的韵脚为段落。长篇的诗，不论歌行或排律，换韵的地方一般总是思想内容分段的地方。读诗的人应当懂得这个窍门。这一点，我在上文已经谈到过，现在再提一提。这首诗，我就用依韵分段、以一韵为一句的方法来写定。
第一段以“天”字起韵，连押五韵：“噫吁戏！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虽然分二行写，实在只是一句。全诗一开头就用三字惊叹词“噫吁戏”。屈原用过“已矣哉”，汉乐府歌辞有“妃呼豨”、“伊那何”，都是三字惊叹词。此后也许在民间歌曲里一向存在着，但在魏、晋、南北朝诗人的作品中却不再出现。不过“噫吁戏”是“噫”字下再加一个“吁戏”，不必一定说是三字惊叹词，应当标点作“噫！吁戏！”“吁戏”就是“於戏”，而“於戏”是“呜呼”的古代写法。《宋景文笔记》云：“蜀人见物惊异，辄曰‘噫嘻’。李太白作《蜀道难》，因用之。”可知“噫吁戏”是“噫嘻”的衍声词。胡元任又引苏东坡的文章来作证。东坡《后赤壁赋》云：“呜呼噫嘻，我知之矣。”又《洞庭春色赋》云：“呜呼噫嘻，我言夸矣。”也就是李白的“噫吁戏，”李白把“噫嘻”衍为三字，苏东坡更衍为四字，都用了蜀郡方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