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01-07 弗格伊德
前 言
在1895年和1896年间，我对歇斯底里症状的致病因素和心理历程提出了某些观点。从当时至今，已经过去好几年了。因此，现在的计划是想借着提出一个案例病史的详细报告及其治疗，来证实那些观点；无法避免地，我要写一些介绍的短评，部分是为了从各种立场中证明我所采取的步骤是正确的，部分是为了降低因其所产生的期待。
我觉得我有出版我的探索结果之义务，但不可能让这个领域中的其他工作者测试和检验这些理论，无疑地，这是很尴尬的，特别是因为那些结果不但很令人惊讶，而且绝非令人满意。我现在要开始提出一些实际的素材，这是我的结论所植根的基础，这些素材可以开始接受世界的评论，但是这几乎没有减少一些尴尬。我不会因此逃避任何责难，因为之前我曾被指控没有提出任何和我的病患有关的信息，而现在，我将被指控提出和我的病患有关的信息，而这些是不应该被提出的。我只希望在这两种情况中，批评者都是相同的，他们都只是在为他们的指责找不同的借口；如果是这样，我就可以事先放弃一些想要免除他们反对意见的可能性。
即使我忽略了这类心胸狭隘者的恶意批评，在我的案例病史呈现中，仍留下一个我难以解决的问题。困难，一部分是技术方面的，另一部分则在于其情境的本质。歇斯底里疾患的肇因是病患心性生活中的亲密事件，如果这是真实的，而歇斯底里症状是他们最秘密的和潜抑愿望（repressed wish)的表达，于是完全阐释一个歇斯底里的案例，就注定会泄露那些亲密事件，背叛那些秘密。如果病患知道他们的承认可能会被用于科学，很肯定地，病患永远不会说出来。同样肯定地，即使请求他们允许出版自己的案例也是极无益的。在这样的情境下，敏感脆弱的人和那些只是胆怯的人一样，会将医学必须审慎的义务放在首位，他们会后悔地宣称：在这件事情上，他们对科学无法贡献任何启示。但是，依我之见，医师所须承担的责任，不只是针对个别的病患，也针对科学：而对科学的责任，终极地说并无其他，就是对许多正罹患或将会罹患同样疾病的病患有责任。所以出版他相信他所知道的歇斯底里之成因和结构，就变成了医师的责任；如果他轻忽而没有这么做，于他而言，就会变成可耻的怯懦。但是，他还是要避免对此相关病患造成直接的个人伤害。我认为我已经采取每一个预防措施，以使我的病患免于任何伤害。我选择了一个病患，她全部的生活场景并不是在维也纳，而是在一个偏远的城镇，因此她个人的周遭环境不会为维也纳的人所知。从一开始，我就谨慎地保密她接受我治疗的事，只有另一位医师（对他的审慎我有绝对的信心①)知道这个女孩是我的病患。治疗结束之后，我延迟出版，等了整整四年，直到我耳闻病患的生活发生了改变，这个特征让我推测她对这里所提的相关事件和心理事件的兴趣已经变微弱了。不用说，我不可能使用真名字，名字会让非医学的读者有追踪的线索。而此案例出版于一本关于纯粹科学和技术的期刊，可以更进一步保证不会有未经认可的读者。如果此病史有一天意外地落入病患自己的手中，我自然无法避免她的痛苦。但是从其中，她将不会知道任何她本来就不知道的事；她也可以自问：除了她以外，还有谁会知道她就是这篇论文中的主角？【①英译注：尤疑地，这是指弗里斯。】
就我所知，至少在这个城市中，有很多医师（虽然看起来很叛逆）在阅读这类案例病史时，选择不把它视为对精神官能症的精神病理（pathology of neuroses)的一种贡献，却把它视作为了个人乐趣所设计的影射性真人真事小说（romanaclef)。我可以向读者保证这个观念，未来我可能有机会出版的每一个案例病史，在隐秘性上，都会透过相同的保证，使其无被洞察之虑，即使这样的解决方式注定会严格限制我对素材的选择。现在，在这个案例病史中，我将尽可能坦率地讨论性的问题——因医学的审慎和不利的情境所附加的限制，是唯一至今我持续努力想突破的——我会为性器官和其功能恰当地命名，思想单纯的读者可以说服自己相信：即使是面对一位年轻的女性，我也不会犹豫以这样的语言来谈论这样的主题。于是，在这点上我是否也同样在防卫自己？我将单纯地主张我有身为妇科医师的权利——或甚至更加中庸适当的角色——并且补充说明：如果认为这样的谈论是刺激或满足性欲的好方法，那就是一种奇异和邪恶淫乱的标记。其余的，我想借用一些文字表达我在这个主题方面的意见：
在一篇科学的作品中，还需要为这类的主张和宣言寻找空间，实在是件悲惨的事；希望没有人会因为这点谴责我，而应该去指控时代的灵魂，因为我们已经到达一种状态：没有任何严肃的书藉可以存在得更久。（Schmidt，1902,前言）
我现在将会描述我如何克服技术的困难，起草这个案例病史的报告。当医师一天要做六到八个这类的心理治疗时，困难是非常大的；而且在真正与病患的会谈时段中又不能做记录，以免动摇病患的信心，或在观察之下干扰他自己对素材的观点。要如何记录长期治疗的病史，且可以出版？实际上，我也尚未解决这个问题。至于现在这个案例，有两个对我有帮助的情境，第一，治疗并没有超过三个月；第二，阐明此案例的素材分别围绕着两个梦（一个和治疗中期有关，另一个在治疗末期）。这些梦的措辞是在会谈后立刻记录下来的，因此它们可以为一连串的诠释和随之而来的回忆提供有保障的附着点。案例病史本身是在治疗结束之后靠记忆写下的，但当时我对这个案例的记忆仍鲜明，且我的记忆因对其出版的兴趣而加强了所以记录虽非绝对（速记或留声机式的）正确，但仍然可以宣称是有高可信度的。其中任何重要的事，没有一件是变动过的，除了某些地方说明的顺序更改过；这样做是为了用一种更有联结的方式呈现这个案例。
接下来，我要继续提更特别的，也就是这篇论文中发现的是什么和其中未发现的是什么。此著作的名称原为“梦和歇斯底里”，因为对我而言，它似乎特别适合表现梦的诠释如何交织于一个治疗的病史中，以及如何变成一种方式，可以填补失忆的部分并阐明症状。这并非没有很好的理由，在1900年出版之前，我已经费尽心血，进行了毫无遗漏的梦研究《梦的解析》，这本书是有关我一向思考的精神官能症之心理学的。紧接着，我可以从其接纳程度判断，对现在这个年代其他的专业人员而言，这样的努力所能得到的理解程度是多么不足。在这种状况下，反对意见认为我对自己的信念所植根的素材有所保留，既然不可能测试和检验它们的真实性，也就无法令人信服。这样的反对并没有正当性。每一个愿意让自己的梦接受分析检视的人，都可以很容易地由我所给的指导和例证中学习诠释梦的技术。我必须再次坚持，就像我那次所做的一样对任何想要了解歇斯底里和其他精神官能症心理历程的人而言，对梦的问题之完整探究都是不可或缺的先决条件，想要偷懒不为这种准备努力的人，即使可以跨入这个知识领域，进步的希望仍然渺茫。所以，虽然这个案例病史预先推论了一种梦诠释的知识，但对任何认为这样的预先推论并不适用的读者而言，这个案例病史将会高度地令人不满意。这样的一位读者在这些页数中能发现的只是不知所措，而非他所寻找的了悟，他肯定会倾向于将他不知所措的原因投射在作者身上，并且断言作者的观点是幻想。但是实际上，这种不知所措的特性附着于精神官能症本身的现象上；它（中译注：指“不知所措的特性”）的存在会因为医师对事实的熟悉而被隐藏；而当企图解释它的时候，它就会再度浮现。如果我们可以成功地将精神官能症的每一个单一成分追溯到我们已经熟悉的各种要素，它就可以完全被摒除了。但是，相反地，每件事似乎都是这样，我们受到精神官能症的研究驱使，去假定很多新事物的存在，这些新事物后来会逐渐地变成更确定的知识之主题，但新事物总是唤起不知所措和阻抗。
无论如何，认为梦及其诠释在所有精神-分析②中，都和这个例子一样，占着如此显著的位置，这是错误的。③【②中译注：弗洛伊德的出版品中，第一次出现精神-分析（psyrho-analysis）—词，是在《遗传和精神官能症》（Heredity nand the Neuroses）这篇文章中（《弗洛伊德全集》，S.E.3,p.151 ,这点在编辑脚注1中提到），当时这个字的中间就有一连线。弗洛伊德在1908年给荣格的信中曾提道：“我较喜欢精神分析（Psychoanalyse)这样的写法，而没有中间的连字符横线……”(The Freud/Jung Letters, 1991, Penguin Books,p.114)今日的用法似乎没有区別地混用着这两种。在翻译时，我根据原来有连线的英文字，也在中文中加了连线。③英译注：梦诠释在分析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后来有一篇评估，见弗洛伊德研究这个主题的论文（1911e)。】
在我们眼前的这个案例病史，似乎特别适合梦的运用，但是就另一方面而言，结果却比我希望的还少。它的缺点可能和为了使其出版有关。正如我曾说过的，我还不知道如何处理持续治疗也许长达一整年之案例病史的素材。现在这个病史只有三个月，可以搜集和回顾；但是从更多其他层面来看，其结果仍然不完整。治疗并没有持续到约定结案的阶段，而是在治疗到达某个特定点时，因病患自身的愿望而中断了。在那个时刻，病患的某些问题甚至都还没有着手开始讨论，而其他的问题也尚未被完美地阐释；而如果治疗工作继续下去，无疑地，对这个病患的每一点，我们都会得到所有可能的了悟。因此，接下来的部分，我只能呈现一个分析的片段。
正如在《歇斯底里研究》中详细解说的，熟悉分析技术的读者可能会感到惊讶：至少对那些在手边进行处理的症状而言，在三个月内找到一种完全的解决方式，竟然是不可能的。自从《歇斯底里研究》出版之后，精神-分析的技术完全被革新了，在我说明之后，这点就会变得易于了解。当时分析的工作是从症状开始的，目标在于一个接一个地清除它们。但是在那之后，我就放弃了这样的技术，因为我发现它完全不足以处理精神官能症较细致的结构。现在我让病患自己选择当天治疗工作的主题，这样一来，我就可以从当时潜意识呈现让他注意到的任何表面事件开始。但是这种计划，会让每一件和清除症状有关的事以片段的方式出现，并交织成不同的脉络，广布在不同的时期。尽管这也是个明显的缺点，但是新技术远比旧的好，而且毫无疑问，这是唯一可能的技术④。【④中译注：分析技术的改变，也是精神分析临床上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开始时在法国的夏考以催眠的方式处理歇斯底里病患。《歇斯底里研究》中，布魯尔治疗安娜•欧，也是借助催眠的方式，不过也是从安娜•欧开始，布鲁尔和弗洛伊德发现“谈话治疗”的方式。在《歇斯底里研究》中，“谈话治疗”的重要性已经凌驾于催眠之上，强调的是病患自发的表达。在《歇斯底里研究》中，弗洛伊德的案例Emmy von N坚持要求“让她说出她想说的”，也让弗洛伊德注意到这种与之前不同的治疗方式。弗洛伊德和布鲁尔在《歇斯底里研究》中更为“谈话治疗”找到了理论上的位置，但是当时的重点似乎仍是症状的解除。后来临床经验增多，加上—些众说纷纭后续事件的影响和思考，弗洛伊德逐渐放弃催眠，而以“自由联想”（free association)取代催眠。“自由联想”成为精神-分析重要的技术，也就是这里所提的“新技术”。这种技术的改变，似乎使精神-分析的重点隐微地从症状的解除转变为潜意识的探索。虽然对弗洛伊德而言，在当时的时期，症状的解除才是主要的，但弗洛伊德认为症状的解除和潜意识的探索是同一件事，都是弗洛伊德分析的目标。但在精神-分析后续的演变中，似乎这两件事的目标越来越不同，越来越无法重叠，症状的解除和潜意识的探索开始有了主要和次要之争。每一种技术的改变，实在是不能不视为对精神-分析都有着深远之影响的。】
面对我分析结果的不完整（incompleteness),我别无选择，只能跟着那些发现的例证。这些发现是幸运的，无价之宝在长期埋葬之后，现在可以重见天日，虽然出土的古董仍是残破的。我复原了遗缺的部分，从其他的分析中采取了我所知道的最好的模式；但是，正如一位光明磊落的考古学家，在每个案例中，我并没有忽略而未提：确实有根据的部分在哪里结束，我的建构⑤就从哪里开始。【⑤中译注：建构或重构，和诠释相同，都是精神-分析重要的技术理论之一，弗洛伊德在晚年（1937年）《分析中的建构》的文章中，详细地讨论了这个部分。】
还有另外一种不完整，是我自己刻意造成的：我不会重现病患联想（associations)和沟通所导致的诠释过程，只会重现那个过程的结果，我将之视为一种原则。因此，除了梦以外，这个分析工作的技术只显露在非常少的地方。这个案例病史的目标，是要示范精神官能症障碍最私密的结构及其症状的决定因子；如果我尝试同时完成其他任务，将会导致一无所获，只剩下无望的困惑。在技术的规则恰当设立之前（大多数的规则都在经验上做到了），必须从大量治疗的病史中搜集素材。无论如何，在这个特殊案例中，不应该夸大因省略技术而造成篇幅缩短的程度。更精确地说，最困难的技术工作部分从未成为和病患之间的问题，因为“转移关系”的因素，虽然在案例病史结尾时会列入考虑，但在此短期治疗中却未被提出讨论。
这篇报告中第三种不完整，不是病患也不是作者该负责的。相反地，很明显的是：即使它是一个完整且毫无疑问的案例病史，也不可能提供一个答案来回答歇斯底里症问题所引发的所有疑问。它不可能提供一种洞见，可以用来了解这类疾病的所有形态、精神官能症内在结构的所有形式，以及歇斯底里症之心理和身体关系的所有种类。从一个案例中，期待超过它所能提供的，这是不公平的。歇斯底里症有一个广泛适用的心性病因学（psychosexual aetiology),而且没有例外，任何到今天为止都还不愿意相信的人，也不大可能会被一个单一案例病史的详细探讨说服。他最好暂时搁置他的判断，直到他的工作为自己赢得信服的权利为止⑥。【⑥原注：[1923年增加的脚注]这篇文章所描述的治疗在1899年12月31日中断。[应该是1900年]我对它的说明是在接下来的两周写的，但是并未出版，一直到1905年。在超过二十年不间断的工作后，期待我认为对这类案例的观点和呈现方式不需要任何更改，这是不可能的；但是用修订和补充的方式，把这篇案例病史改为“更新版"，也明显是荒谬的。因此，基本上我让它保持原貌，在内容上，我只修改一些由我优秀的英文译者——詹姆斯•斯特尔奇先生和其太太（Mr.and Mrs.James Slrachey）所指出的失误和不正确。这类我认为可以增加的短评，已被我并入这些增加的批注中：所以读者可以认定我还是抱持在这篇文章中所表达的相同意见，除非他们发现在脚注中有相反的意见。医学考虑的问题，如我在前言中讨论过的，并未涉及本书中其余的案例病史；其中篇是在病患表示同意下出版的（或者，如小汉斯，是经过他父亲同意的），而第四个病患（即史瑞伯），分析的主体不是真正的一个人，而是一本他所写的书。朵拉的案例中，秘密一直保留到今年。我已经很久没有和她接触了，但是不久前，我听说她又因为別的原因生病了，她向她的医师透澥，当她还是个小女孩时，曾经被我分析过。这样的透露，使我那位见识广博的同事易于认出她就是1899年[这应该也是1900年]的朵拉。任何公平的评论都不会是指责的，当初她所接受的三个月治疗，只是缓解她当时的冲突，无法保护她对抗后续的疾病。——[这个脚注第一次出现在弗洛伊德《德文全集》(1924)的第八册，英文版是他《合集》的第三册。这几册都包含了他五个较长的案例病史（这个脚注所提的），“小汉斯”（1909h)、“鼠人”（1909d)、“史瑞伯”（1911c）和“狼人”（1918b)]中译注：弗洛伊德在此所指的“见识广博的同事”就是费力斯（Felix Deutsch）,他就是海伦娜•朵伊契（Helene Deutwh)(弗洛伊德早期少数女性追随者之一）的先生，他是一位杰出的医师分析师，也是心身医学的先驱者之一。[参考《母性精神分析》（Mothers of Psychoanalysis,JanetSayers, 1991, pari II)]他在1922年秋末，经由一位耳鼻喉科医师的转介见到朵拉，朵拉当时的症状是耳鸣、右耳听力变差、头晕和失眠。费力斯和她会谈了两次，也对朵拉的症状做了一些有效的诠释，了解了她的一些近况。费力斯后来将这两次的会面过程，写成《弗洛伊德之“一个歇斯底里案例分析的片段”的脚注》，以支持弗格伊德之身心理论是经得起考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