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次和我妈吵架是在大四快要毕业的时候。

那时候我在医院实习。实习的工作强度太大，以至于我每天闻到消毒药水的味道都有一种下一秒要作呕的感觉。

我呆在肿瘤内科，每天来来往往的都是重症病人及家属，稍有不甚就容易成为病人的出气筒。

我习惯了和颜悦色地面对每一个病人，在他们歇斯底里时思考最妥当的解决方案，同时在医院老师们面前做最听话的乖学生。

那段时间里，我频繁地跟我妈吵架。

有时候回到家里，身心俱疲，直挺挺躺在床上。我妈是个老洁癖，从客厅进来随口唠叨了一句：“怎么也不把床单拉平再躺”。

我顷刻间就炸毛了，从床上坐起来吼她：“你没看见我刚回来，床单皱一点有什么关系，我才刚刚准备睡，又被你吵醒了！”

大学是我自己任性报读医学院的，那时候年少无知只一心想脱离父母熟悉的领域，才导致了毕业时的纠结迷茫。

彼时，却来数落和责怪我妈：

“别人的妈妈在高中时候就开始为儿女铺路了，你当初为什么不给过我建议？”

“你从来没有为我的未来负责过。”

或许，人在落去低谷时，不亲手把责任推给另一个人会活不下去，而归罪于身边最亲近的人就成为了最便捷可行的方法。

我在外越是乖巧，回家越是任性，并且自以为这一切是理所当然可以被原谅的。

渐渐地，我妈对我说的每一个字都开始小心翼翼地斟酌。 她对待她的女儿，就像一个对待一个在门口挂着“请勿打扰”的生客。

她会偷偷在我包里塞小点心，晚上和我一起讨论电视剧。

我想，她一定在暗地里准备了一百种试图让我变得愉悦的方法，却试不到一个奏效的。

那一阶段，我在医院常常吃闭门羹。有时候会向我妈提起，自己好容易做好了消毒，病人瞥到我的实习生的胸牌就要换人。

我妈是个特别怕疼的人，后来有一次，她体检回来很兴奋地给我看她手上的针孔：

“我今天去体检，人家给我扎了四针才扎进去。”

我说，怎么就傻傻让别人扎了四针，可以让她换个人来。

“我今天遇到一个和你差不多大的实习生，她问我能不能让她试一下。我看到她就想起你了。”

“我想呐，我现在多给别人一点机会，以后别人也会给你机会。”

我当下听得鼻头一酸。

我们全家没有人在医疗行业，谁都不清楚这个新的领域是个怎样的环境。我妈就用这样笨拙无效的方法，暗自期待着世界能对她的女儿好一点。

——就让妈妈痛一点吧，或许有一千分之一的机会，上天可以看见，然后回报在你的身上。

那是我第一次觉得，在为人子女这件事上，我是这样的不合格，甚至是零分。

我不知道是不是有很多人和我一样，习惯把父母当成最后的堡垒。以为自己在外怂成一个草包，扎一身长短不一的刺，就可以转过身来，扎在父母身上。

对外人发泄情绪，可能会因此遭到讨伐。为了避免伤害，我选择点头哈腰、一味讨好。

可我总觉得在外面受的委屈需要找到一个途径发泄，这时候我找到了父母，因为那是我发泄情绪最低成本的方法。

心理学上说，人有一些内在不可见的想法，这被称作潜在信念。

我们在潜在信念里认为，在社会上我们要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负全部责任。而父母就像海绵，只要不吸纳到极限，他们会将一切无论好坏地照单全收。

曾经看过台湾童星杨小黎的一个访谈，她说小时候拍哭戏，刚开始导演伯伯们都告诉他“你要是再不哭，妈妈就丢下你走了”。但这招越到后面越没有用处，因为她发现每次都说要走的妈妈，总是偷偷在旁边帮她拍照。

聪明的孩子从小就知道，父母说了两百遍的“你要再哭，我就让大灰狼把你抓走”是永远不会实现的谎言。倘若真的有大灰狼到来，他们只会挡在最前面。

洞察了父母的软肋就是自己，忍不住恃宠而娇地撒泼任性。用妥协的眼光看世界，却用挑剔的眼光看父母，大概是天下为人子女者的通病吧。

我妈总是说，很抱歉，没能够帮助你什么，因为我也是第一次为人父母。

可是妈妈，请原谅我也是生来第一次为人子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