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CF先森
A妈：好长时间不回家，孩子见到我时明显感觉生疏多了，甚至都不愿意亲近我了。
B妈：唉，没办法，给孩子面包就不能给孩子温暖的怀抱，谁不想在家快快乐乐的陪孩子长大呀。
C妈：是啊，孩子给人的感觉是越来越孤僻了，明明看在眼里却也无可奈何啊！
这一定都是大部分父母所担心的留守儿童的心理适应问题，所谓留守儿童, 是指父母双方或一方在外打工而被留在户籍所在, 并因此不能和父母双方共同生活的 18 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赵景欣, 刘霞, 申继亮, 2008; 全国妇联, 2008)
然而父母所担心的问题并不是没有道理，许多研究表明, 与非留守儿童相比, 留守儿童存在 诸多的心理适应问题, 其中外化问题(如学业违纪、 攻击等)和内化问题(如孤独等)尤为突出(池瑾, 胡心怡, 申继亮, 2008; 范兴华, 方晓义, 2010; 范方, 桑标, 2005; 罗静, 王薇, 高文斌, 2009; Wen & Lin, 2012; 周宗奎, 孙晓军, 刘亚, 周东明, 2005)
根据儿童发展的心理弹性(resilience)模型 (Luthar, Cicchetti, & Becker, 2000)：不利环境并不必然导致儿童的发展不良, 儿童仍有机会保持正常的发展, 并且其发展水平甚至会超出正常儿童的发展水平。
也就是说，虽然亲情相对缺失的不利处境使留守儿童出现外化问题或内化问题的危险性增加，但留守儿童仍然具有积极适应的可能性, 这取决于儿童及其所在的环境系统能否形成应对父母长期不在身边以及其他危险因素的保护机制。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帮助促进留守儿童形成应对危险的保护机制呢？
1 促进孩子同伴交往
随着年龄的增长, 儿童对父母的依赖逐渐降低, 同伴关系在儿童的生活中的作用则日益增强。
大量研究表明(Ladd & Burgess, 2001; Kraatz-Keily, Bates, Dodge, & Pettit, 2000; 万晶晶, 周宗奎, 2005; Wentzel, 2003), 同伴拒绝能够增加儿童的外化问题和内化问题, 同伴接纳则能够降低儿童的外化问题和内化问题。
也就是说，同伴拒绝实际上构成了一种环境的压力源或危险因素, 增大了儿童出现问题行为的可能性; 同伴接纳则成为一种保护因素, 减缓乃至阻碍儿童趋向不良的适应结果(Prinstein & Greca, 2004)。
父母与孩子的长期分离, 这实际上使得儿童在没有做好准备或没有“缓冲”的情况下, 就从父母身边提前“独立”出来。
在这一背景下, 促进孩子同伴交往，儿童可以从同伴那里获得满足社会交往需要、获得支持和安全感、乃至实现积极发展的重要源泉。
2 建立亲密的亲子亲合关系
大量的研究证据表明, 亲子亲合能够显著降低儿童的外化问题和内化问题 (Lamborn & Felbab, 2003; Parke & Buriel, 2006)。
所谓亲子亲合(parental cohesion), 是指父母与子女之间亲密的情感联结, 它即可以表现在积极的互动行为之中, 又可以表现为养育者与儿童心理上对彼此的亲密感受(Zhang & Fuligni, 2006)。
父母的外出打工使农村留守儿童家庭中的亲子交往具有一定的独特性, 表现为时间的长期间断性、空间上的远距离性、交往的长期非面对面性和互动频率较低的特点(李庆丰, 2002)。
这其实父母实际上成为了留守儿童发展的“旁观者”，但是, 父母的外出打工并没有使父母与留守儿童之间的情感联结消失。
一般情况下, 在外打工的父母会通过电话、书信以及节假日或农忙时回家等方式来保持自己与孩子之间的情感联结。
这就意味着父母可能并没有成为儿童发展的“旁观者”，因此建立亲密的亲子亲合关系，是能够对儿童的发展起到最为稳定保护作用的指标(Bean, Barber, & Crane, 2006)。
3 帮助孩子树立逆境的积极信念
中国人关于逆境的文化信念可以被分为两个类别：
一是关于逆境的积极信念, 强调逆境的积极价值以及人类战胜逆境的潜力, 例如“有志者事竟成”、“吃得苦中苦, 方为人上人”等;
二是关于逆境的消极信念, 强调人类在逆境面前的渺小以及逆境带来的消极影响等, 例如“人穷志短”、 “好丑命生成”等。
研究表明(Shek, 2004, 2005; Shek et al., 2003), 积极的逆境信念能够促进贫困儿童的学校适应、降低其问题行为 (包括反社会行为和药物滥用), 并且这种保护作用具有长期效应。
由此可见, 积极的逆境信念可能是促进弱势儿童群体积极适应的重要保护因素。
因此儿童树立逆境的积极信念能够为处于逆境的人认识自己的经历、发展相应的应对行为等奠定基础, 有助于逆境中留守儿童的积极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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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百度
参考文献：【1】[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 (2008). 全国农村留守儿童状况研究报告.北京: 教育部. 2008-03取自:http//www.moe.edu.cn/edoas/website18/66/info1255073822617166.htm.]
【2】刘霞, 胡心怡, 申继亮. (2008). 不同来源社会支持对农村 留守儿童孤独感的影响. 河南大学学报 ( 社会科学版 ), 48(1), 18–22.]Luo, J., Wang, W., & Gao, W. B. (2009). Review of the studies on rural left-behind children in China. Advance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17(5), 990–995. [罗静, 王薇, 高文斌. (2009). 中国留守儿童研究述评. 心 理科学进展 , 17(5), 990–995.]
【3】Luthar, S. S., Cicchetti, D., & Becker, B. (2000). The construct of resilience: A critical evaluation and guidelines for future work. Child Development, 71(3), 543–562. Masten, A. S., Morison, P., & Pellegrini, D. (1985). A revised class play method of peer assessment.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21, 523–533.
【4】Shek, D. T. L. (2004). Chinese cultural beliefs about adversity: Its relationship to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school adjustment and problem behaviour in Hong Kong adolescents with and without economic disadvantage. Childhood, 11, 63–80. Shek, D. T. L.
【5】[池瑾, 胡心怡, 申继亮. (2008). 不同留守类型农村儿童的 情绪特征比较. 教育科学研究 , (8), 54–57.] China-Women's-Federation. (2008). Research report about rural left-home-children in China. Retrieved March 3, 2008, from http://www.moe.edu.cn/edoas/website18/66/info12550738226 17166.htm
【6】[范兴华, 方晓义. (2010). 不同监护类型留守儿童与一般儿 童问题行为比较.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 18(2), 232–237.]
【7】Ladd, G. W., & Burgess, K. B. (2001). Do relational risks and protective factors moderate the linkages between childhood aggression and early psychological and school adjustment? Child Development, 72(5), 1579–1601.
【8】Lamborn, S. D., & Felbab, A. J. (2003). Applying ethnic equivalence and cultural values models to African- American teens' perceptions of parents. Journal of Adolescence, 26(5), 601–618. Ler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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