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通史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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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中日文化交流的兴盛
第一节 遣隋、唐使与吸收中国文化
阿倍仲麻吕
日本遣唐使的制度，对于发展中日两国的政治、经济关系，促进文化交流起到了无可估量的历史作用。每批遣唐使凡500人，多者600余人，分乘4艘船渡航。渡航路线一般分南北两路。南路从博多出发，出壹岐海峡，横渡东中国海，从扬州至苏州一带海岸登陆。北路从筑前博多出发，出壹岐、对马海峡，沿朝鲜西海岸北上，横渡渤海湾，从莱州一带上岸。由于当时日本与朝鲜半岛新罗关系紧张，遣唐使大多宁可舍弃风险较小的北路，而走风险较大的南路。遣唐使团除大使、副使，以及各级官吏、侍从、船夫外，还有医师、乐师、手艺师、占卜师等各类专业人士和留学生、留学僧、他们大多是有教养、对唐文化有一定造诣的名士。其中杰出者有留学生阿倍仲麻吕、吉备真备、橘逸势、山上忆良等，有留学僧玄昉、空海、最澄等。他们留唐时间，短者一年、数年，多者十数年，乃至前后三十多年，他们对中日文化交流和繁荣古代日本文化，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卓越功绩。现举几个永垂日本文化史册的生动事例：阿倍仲麻吕作为遣唐留学生，在留唐期间，深受唐玄宗之宠，改中国名晁衡。他李白，王维等诗人颇有交往，李白记有“身着日本裘，昂然出风尘”句，王维为他归国作了送别诗。当他乘船遇海难漂泊安南，传说他葬身鱼腹，李白还为他作悼诗一首《哭晃卿衡》：“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仲麻吕幸免于难，辗转折回长安，为唐玄宗挽留，他曾咏诗《失题》：“慕义名空在，输忠孝不全。报恩无何日，归国定何年。”这首诗，反映了诗人报恩玄宗和思念故国之情，以及忠孝不能双全的矛盾心态。他最后殁于唐土。他的诗，多是在留唐时所写，见于《文苑英华》《全唐诗》，载入日本诗集者仅《衔命使本国》一首，收录于《本朝一人一首》：“衔命使本国，非才黍侍臣。天中恋明主，海外忆慈亲。伏奏违金阙，騑骖去玉津。蓬莱乡路近，若木故园邻。西望怀恩日，东归感义辰。平生一宝剑，留赠结交人。”阿倍仲麻吕这首诗，与上述《失题》同样反映了他“西望怀恩”与“东归感义”的矛盾心境。从一个侧面可以看出，这时期的日本诗文多有活用中国典故和儒学老庄思想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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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备真备&山上忆良
吉备真备归国时，带回唐籍130卷、《乐书要录》10卷、天文历法多卷，以及一些新式武器，主要是铠甲、头盔等，传播大陆新趣文化和学术，其后教授皇太子阿部内亲王(孝谦天皇)《礼记》和《汉书》，并被任命为中卫大将从二位右大臣。他博学多识，文武双全，专长经史，兼及历学、音乐、兵法等。他的《乐书要录》是一部铜律管和音律说明书，这一唐代乐理的传入，大大推动了天平年间音乐的发展。他就任大学助教期间，还学习唐代大学制度，整顿和充实教科书内容，并亲自教授五经、三史、明法、算术、音韵等，对于振兴儒学和汉文学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续日本纪》对吉备真备、阿倍仲麻吕的留唐业绩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写道：“我朝学生，留学受业，研读经史，广涉众艺，名扬唐国者，仅有大臣(真备)和晁衡（阿倍仲麻吕)二人。”山上忆良入唐后，曾为东宫侍读，他精通汉文，于庆云元年(704)或庆云三年(706)归国时带回包括《游仙窟》《王勃集》等六朝后期和唐朝初期的诗文。这一时期汉诗文对日本文学的影响也是不能忽视的。忆良本人就受到初唐诗文风的影响，尤其是受到初唐四杰之一王勃的刚健诗文风的影响，他的汉诗文关注人生与贫穷的苦楚。他用汉文书写的《沉疴自哀文》，引用了孔子典籍、《抱朴子》、《游仙窟》等中国经典，写了病中体味人生的“千年愁苦”，与他的长歌《贫穷问答歌》中咏叹贫穷的苦楚相辉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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