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朋友推荐我看看北京师范大学李山教授在央视《百家讲坛》栏目讲的《战国七雄》，我看了商鞅变法的部分。李教授认为商鞅功劳大了以后，有点得意忘形，埋下了最后被车裂的祸根。他引述了商鞅的熟人赵良的话，说商鞅自恃变法有功，称孤道寡，出门的时候，随从几十辆车，车上都是顶盔贯甲的卫士，持矛操戟的人紧跟车子奔随，这些步骤少一个，商鞅就不出门，云云，意为商鞅尾巴翘起来了，不知收敛，自寻死路。
我不想评判李教授的说法，或者说赵良的说法，究竟对错。但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商鞅变法之后，把以太子傅嬴虔为首的秦国宗室贵族得罪了个遍，那些人恨不能生吞活剥了他，他要不全副武装出门，岂能还有命在？今天摆一摆商鞅到底有多招人恨。
第一个就是从宗室手里夺了权。我们在《暴秦治下，居然恢复古代圣王的太平盛世？》中讲过，在孝公之前的八位国君的历史记载中，秦国出了十个强权庶长，其中有五人主导了五位国君的废立，作为臣属的庶长，可以决定国君之立废，而且这个比例高到离谱的地步，让他情何以堪！国家政局错乱复杂，公族势力盘根错结。基于这种考虑，孝公引进客卿，用来平衡宗室的权力。正是在这个背景之下，孝公任用商鞅进行变法，很快就任命他为左庶长，给其充分的权力。注意，这个权力虽然是孝公给他的，换个角度，是商鞅从宗室的手里夺过来的。就我的理解，对绝大多数政治人物而言，权力是第一位的，荣誉、财富、地位，其实都是权力的衍生品。夺权大恨，宗室岂能放过商鞅？
第二个就是从宗室手里夺了钱和地。先是钱：《商君书·垦令》说，禄厚而税多，食口众者，败农者也；则以其食口之数，赋而重使之。意思是说，那些士大夫贵族高官厚禄收入多，养了很多食客，这些人不耕种，于农业不利。我们怎么办呢？收他们的税，按人头儿收，宗室你不是有钱养闲人吗？那就向你开征“人头税”，给你派重徭，这简直就是虎口夺食嘛！
再是土地：《史记·商君列传》里说，商鞅“为田开阡陌封疆”。睡虎地秦简中的《法律问答》释义说，封，即田阡陌。《说文解字》说，封，爵诸侯之地也。刘义光先生认为，商鞅入秦十年之后，重磅推出最后一道改革措施：没收分封给宗室贵族、世袭大臣的采邑，剥夺他们手中的土地所有权，土地终于收归国有。按郭德纲的话讲，这是要人亲命啊！
第三个就是从宗室手里夺了身份。商鞅之法，宗室非有军功不得为属籍。就是说，秦君的本族如果没有建立军功，就取消宗室资格，不得在宗室名册上登记，不得以血缘关系取得爵禄。李悝、吴起都试点过，然而只有秦一竿子插到底。你想想看，宗室现在怎么想？你公孙鞅也太狠了吧！夺了我们的权，夺了我们的钱，夺了我们的土地，现在连我们的身份都给夺了！套用小兵张嘎的话，公孙鞅，别看你今天闹得欢，小心日后拉清单！
可以说，商鞅以一人之力，与整个秦国宗室对抗，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下，不管是李山教授还是商鞅的老友赵良，谁劝他轻车简从微服私访也不行啊！安保工作没做到位就外出，那就等于是自杀。这与恃功而骄、尾巴翘起来有个毛线关系啊！
没收了宗室土地之后，产生一个新的问题，即，立了军功可以获封土地，就相当于夺了宗室的地，又分给功臣，制造出新的封地，不公平，且似与秦行郡县制有相抵触的地方，这算怎么回事儿？
秦国也有办法。既不能不赏有功之臣，但也得关照宗室贵族的情绪，秦廷很可能采取了折中的策略，即将赏赐给功臣的封地，划拨在边远地区，最好是靠近边境线。
商鞅受封商、於之地，封地十五邑。那是个什么地方？从咸阳向南去，翻越终年积雪的秦岭，也就到了，再向南一点，就是武关，出了武关就是楚国的地界啦！美其名曰封地，却是人烟稀少、荒凉危险的国境交界。再看看穰侯魏冉，秦昭襄王的亲舅舅，执掌秦国大权三四十年，他的封地还不如商鞅哩，直接干到武关之外的穰城（河南邓县），直到公元前278年，白起攻克郢都，设置南郡，穰城才总算稍稍安全一点了。应侯范雎也是一样，他被封在应城（河南省宝丰西南），南面是楚国，北面是韩国，你说是扎在敌人内部的一根钉子也行，你说是扔在敌人阵地的弃子，我看也行，呵呵。
因为越靠近边境线也就意味着越靠近不确定，也就意味着那地的宗主权本来就存在争议（守得住算你的，守不住算活该），也就能暂时搁置舆论。所以越往后，秦廷对封侯裂土的控制越严。至秦始皇统一中国，无论是皇帝的嫡系子弟，还是功勋卓著的功臣，皆不得裂土封侯，遂成国策。
参考书目：《能够兑现的法律——你所不知道的秦帝国》，刘义光著，中国法制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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