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斯利·怀特在《文化科学》中一书讲到，“科学和艺术致力于同一目标，但他们却是从两个相反的方向接近该目标。科学根据普遍性来处理特殊性—汤姆叔叔消失在黑奴群众中；艺术根据特殊性来处理普遍性—汤姆叔叔这一典型人物代表着整个黑奴群众出现在我们面前。”小说和电影就是靠讲述“汤姆叔叔”的故事来展现“整个黑奴群众”的。
《不成问题的问题》，无论电影，还是小说，都有着四两拨千斤的文化张力。老舍先生对中国人情社会洞若观火，这篇短篇以民国抗战时期树华农场为背景，围绕农场的经营，以文人特有地优雅笔调，微讽了圆滑于人情世故而荒疏于农场经营的丁务源。“他绝对没有任何理想，所以想发愁也无从发起”，“天下事都绝对没有问题，因为他根本不去办。”
电影同样是文人化的表达。不显山，不露水，而意尽在其中。在人物的关系表达上，往往是固定的长镜头下，画面建构考究，一般是四平八稳、左右相称。极稳定的构图下，冰山一角的台词，让电影的意境沉稳、含蓄，妙在点而不透。开头的三太太打麻将、中间的丁务源为佟老板倒水都是如此。尤其是丁务源为佟老板倒水那一幕，低度横向的构图，极为平稳。佟老板、许老板各坐一头。丁务源走动为两人添水，待到为佟老板添水，佟老板一个故意“失手”，打掉了茶盖，便打破了平衡。并说道“以后下人做的事就让下人做”。其实这是佟、许二人的较量。
在风景的表达上，则是移动长镜头，更加缥缈、灵动。洒落的树冠在游荡的雾气里半隐半现，溪水在小木桥下缓缓地流过，石拱桥的两头连着山，在云雾缭绕的山水之间，是桃花源外境对世俗生活的包裹，人情社会之边缘诗意化的装饰。
丁务源（范伟饰演，凭此得金马奖影帝）不是一个人，他是一个象征。是人情社会中，混迹于人际关系，在面子文化中维持彼此的台面，游刃于上司与下属间的社会群像。他唯独不在意的，就是“实干”。所以，一切都没有问题，因为他根本不去办。
将丁务源的立身主义推向极致，便是“一切的问题都是人事的问题”。这条原则，在当今的职场被不少人奉为圭臬。只是，在这条至上的原则下，丁务源以和稀泥（不得不讲，是极高明地和稀泥）的手段，置农场的生产经营于不顾，那便失掉了进步的可能性了。
梅峰的改编剧本，基本沿着原小说的剧情发展。亮点在于，在小说里由于丁务源形象之典型之深入人心，另外两个形象秦妙斋、尤大兴似乎难有与之分庭抗礼之势，以致黯淡了光芒。梅峰巧妙地以三个主要人物讲述了一个三段式的故事。这样电影的包容性与张力就打开了，不仅有圆滑世故之人，还有空谈口号、煽风点火之人，亦有实干讲规则而屈人情之人。
秦妙斋，典型的伪艺术家、空谈者、动乱的煽动者。他自称全能的艺术家，可是他的本事谁也没有见识过。他对他人画作大肆批评，却拿不出自己的作品。他以片面之词，煽动百姓，赶走新主任。大肆空谈主义的虚无分子，最容易成为他人的“手枪”。事实证明，“狡兔死，走狗烹”。他掀起的“起义”，赶走新主任后，丁务源就略施小计，过河之后，拆了他的桥。
尤大兴，则是难得的实干者、规则主义者。他到的第一夜，就修好了农场的供电设备。他的主张使得下面偷鸡摸狗拔蒜苗、一睡就到大天光的工人们得到了“一种不同于牌场的快乐，大家的心中像园中的花草一样，发出有生活的香气。”只是，他的规则主义与这个人情社会格格不入，他的规则主义文化在这片人情社会土壤很难开花结果，他的移植失败了。
历史积淀的习性带有一种惯性，反抗一切的改变因素。如果说上述三位非常典型，那些农场工人，完全就是芸芸众生。他们心中刚刚散发的香气，瞬间消散，“他们的手还记得白板的光滑，他们的口还咂摸着大曲酒的光滑；他们憎恶镰刀与大剪，憎恶院中与山上新鲜而寒冷的空气。”进步的理智被好逸恶劳的恶习侵蚀，被根深蒂固的偏见抵抗。
几个形象之寓意，不管如何评价，只是当一个团体连尤大兴之实干者都容下，那这个团体跟进步就说再见了。就像小说最后，“到了夏天，葡萄和各种果树全比上年多结了三倍的果实，放佛只有它们还记得尤大兴的培植与爱护似的。
“果子结的越多，农场也不知怎么越赔钱。”
电影最后，一直转动的还有尤大兴建起的大水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