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高司谏书》

                      （宋）  欧阳修    本文摘自《欧阳文忠公全集》

      修顿首再拜，白司谏足下：某年十七时，家随州，见天圣二年进士及第榜，始识足下姓名。是时予年少，未与人接，又居远方，但闻今宋舍人兄弟，与叶道卿、郑天休数人者，以文学大有名，号称得人。而足下厕其间，独无卓卓可道说者，予固疑足下不知何如人也。其后更十一年，予再至京师，足下已为御史里行，然犹未暇一识足下之面。但时时于予友尹师鲁问足下之贤否。而师鲁说足下：“正直有学问，君子人也。”予犹疑之。夫正直者，不可屈曲；有学问者，必能辨是非。以不可屈之节，有能辨是非之明，又为言事之官，而俯仰默默，无异众人，是果贤者耶！此不得使予之不疑也。自足下为谏官来，始得相识。侃然正色，论前世事，历历可听，褒贬是非，无一谬说。噫！持此辩以示人，孰不爱之？虽予亦疑足下真君子也。是予自闻足下之名及相识，凡十有四年而三疑之。今者推其实迹而较之，然后决知足下非君子也。

        前日范希文贬官后，与足下相见于安道家。足下诋诮希文为人。予始闻之，疑是戏言；及见师鲁，亦说足下深非希文所为，然后其疑遂决。希文平生刚正、好学、通古今，其立朝有本末，天下所共知。今又以言事触宰相得罪。足下既不能为辨其非辜，又畏有识者之责己，遂随而诋之，以为当黜，是可怪也。夫人之性，刚果懦软，禀之于天，不可勉强。虽圣人亦不以不能责人之必能。今足下家有老母，身惜官位，惧饥寒而顾利禄，不敢一忤宰相以近刑祸，此乃庸人之常情，不过作一不才谏官尔。虽朝廷君子，亦将闵足下之不能，而不责以必能也。今乃不然，反昂然自得，了无愧畏，便毁其贤以为当黜，庶乎饰己不言之过。夫力所不敢为，乃愚者之不逮；以智文其过，此君子之贼也。

        且希文果不贤邪？自三四年来，从大理寺丞至前行员外郎，作待制日，日备顾问，今班行中无与比者。是天子骤用不贤之人？夫使天子待不贤以为贤，是聪明有所未尽。足下身为司谏，乃耳目之官，当其骤用时，何不一为天子辨其不贤，反默默无一语；待其自败，然后随而非之。若果贤邪？则今日天子与宰相以忤意逐贤人，足下不得不言。是则足下以希文为贤，亦不免责；以为不贤，亦不免责，大抵罪在默默尔。

        昔汉杀萧望之与王章，计其当时之议，必不肯明言杀贤者也。必以石显、王凤为忠臣，望之与章为不贤而被罪也。今足下视石显、王凤果忠邪？望之与章果不贤邪？当时亦有谏臣，必不肯自言畏祸而不谏，亦必曰当诛而不足谏也。今足下视之，果当诛邪？是直可欺当时之人，而不可欺后世也。今足下又欲欺今人，而不惧后世之不可欺邪？况今之人未可欺也。

        伏以今皇帝即位已来，进用谏臣，容纳言论，如曹修古、刘越虽殁，犹被褒称。今希文与孔道辅皆自谏诤擢用。足下幸生此时，遇纳谏之圣主如此，犹不敢一言，何也？前日又闻御史台榜朝堂，戒百官不得越职言事，是可言者惟谏臣尔。若足下又遂不言，是天下无得言者也。足下在其位而不言，便当去之，无妨他人之堪其任者也。昨日安道贬官，师鲁待罪，足下犹能以面目见士大夫，出入朝中称谏官，是足下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尔。所可惜者，圣朝有事，谏官不言而使他人言之，书在史册，他日为朝廷羞者，足下也。

        《 春秋》之法，责贤者备。今某区区犹望足下之能一言者，不忍便绝足下，而不以贤者责也。若犹以谓希文不贤而当逐，则予今所言如此，乃是朋邪之人尔。愿足下直携此书于朝，使正予罪而诛之，使天下皆释然知希文之当逐，亦谏臣之一効也。

        前日足下在安道家，召予往论希文之事。时坐有他客，不能尽所怀。故辄布区区，伏惟幸察，不宣。修再拜。

      “此篇写给高司谏的信作于景祐三年（公元1036年），欧阳修时年29岁，当时主张改革政治的范仲淹因批评弊政，与宰相吕夷简发生冲突。景祐三年（1036年），范仲淹因不满宰相吕夷简把持朝政，培植党羽，任用亲信，向仁宗皇帝进献《百官图》，对宰相用人制度提出尖锐批评，劝说皇帝制定制度、亲自掌握官吏升迁之事。吕夷简不甘示弱，反讥范仲淹迂腐，诬蔑范仲淹“越职言事、勾结朋党、离间君臣”。范仲淹便连上四章  ，论斥吕夷简狡诈，因言辞激烈，遂被罢黜，改知饶州。侍御史韩渎曲意迎合，列写范仲淹同党的姓名，奏请仁宗在朝廷张榜公示。

      范吕之争，牵连甚广。秘书丞余靖上书请求修改诏命 ；太子中允尹洙上疏自讼和范仲淹是师友关系，愿一起降官贬黜；馆阁校勘欧阳修责备高若讷身为谏官，对范仲淹被贬之事一言不发，蔡襄亦作《四贤一不肖》诗 ，攻击高若讷，皆牵连遭贬。朝臣畏惧宰相势力，莫敢置言。范仲淹被贬出京，竟无人敢送别，只有独龙图阁直学士李紘、集贤校理王质出郊饯行。”

    文中，欧阳修从高司谏中进士初闻其名，却一直未见其在文学上和政论上有任何建树，让人怀疑高的学识，直到十一年后高官至御史里行，从尹洙口中得知高——“正直有学问，君子人也。”然而，高“俯仰默默，无异众人。”与高相识之后，高“侃然正色，论前世事，历历可听，褒贬是非，无一谬说。”高一副正义凌然的模样。欧阳修在闻高名至相识十四年间，对高的品德学识，“三疑之”，如今通过事实表明，高决不是真君子！

      于是，欧阳修就道出了高若讷在余靖家中诋毁范仲淹的事情，一开始还以为高是玩笑话，尔后尹洙也说高在诋毁范仲淹，那先前的疑惑遂解开了，坐实了高非君子，真小人的事实。

      “希文平生刚正、好学、通古今，其立朝有本末，天下所共知。今又以言事触宰相得罪。”

        欧阳修认为高作为言官，没有为范仲淹申辩，又怕遭到天下的唾骂，因而跟在别人的屁股后面来诋毁范仲淹，认为范仲淹被罢官是对的，这是一件很怪异的事情。

      “夫人之性，刚果懦软，禀之于天，不可勉强。虽圣人亦不以不能责人之必能。”

      欧阳修认为人的性格刚正果敢，怯懦软弱，都是天生的，没有办法强人所难的，就是对圣人也不可能要求其做到禀赋之外的事情。当然也不能要求“家有老母，身惜官位，惧饥寒而顾利禄，不敢一忤宰相以近刑祸。”的高做到。欧阳修认为高做一个平庸之辈，当一个不尽责的谏官也就罢了，满朝的君子也会同情你，而不会责备你，因为你没有能力做自己做不到的事情。然而你却不是这样，而是昂然自得，没有为你的所做所为有任何愧疚之心，以诋毁贤德正直之人，认为他应当被罢免来掩盖自己作为谏官不作为的过错。你做不到仗义直言，大家都认为你是平庸之辈，不会揪着你不放。你用小聪明来掩饰自己过错，那就是君子们的敌人了。

        欧阳修又论证自己的观点，如果范仲淹不贤，在三四年间，从大理寺丞做到行员外郎，作侍制，日夜在皇帝身边备作顾问，朝中没有人能做到像他这样。是天子在仓促之间起用不贤之人吗？如果天子是把不贤之人当成了贤人，那是聪明中的疏忽，而高做为谏官，当初你为什么不向天子辨明范仲淹不是个贤人？等他落难了，却跟着别人说他的不是，这显然是落井下石的行为。如果范仲淹真的是贤人，天子与宰相违背自己的本意而驱逐贤人，那您就必须要出来说话。“是则足下以希文为贤，亦不免责；以为不贤，亦不免责，大抵罪在默默尔。”最后欧阳修对高的行为做了个总结性的判断，就是，高作为一个谏官，认为范仲淹是贤人，或者认为他不贤，都有罪责，罪在不作为，罪在沉默。

      欧阳修又在文中引用汉朝萧望之与王章例子。当时诛杀他们，朝廷中的说法也肯定不会是说在杀贤人，相反会把石显、王凤当作忠臣。如今您还会把石显与王凤看着是忠臣吗？萧望之与王章果真不是贤人吗？当时也有谏臣，也必定不肯承认是因为担心祸事连累自己而不进谏，必定也是附和说他们应该诛杀，不值得劝谏。如今您看他们果真是该被诛杀吗？那只是能欺骗当时的人，而不能欺骗后世。如今，你又想欺骗当世之人，就不怕欺骗不了后世之人吗？况且当世之人也是未必能糊弄过去的。

      欧阳修又列举当朝敢直言进谏的曹修古、刘越。他们虽然已经去世，还留下了好名声。如今范仲淹与孔道辅都是因为敢直言进谏被提拨。您有幸生在能够广纳意见的圣明之君的时代，都不敢谏言，那是为什么呢？前天又听到御史台在朝堂上放出公示，告诫朝廷百官不能超越自的本职范围议事，这样可以议事的只有像你一样的谏臣了。如果您不发声，那么天下就没有敢说话的人了。您在这位子上不说话，就应当辞职，不要妨碍能堪当此任的人来担任。昨天余靖被贬，尹洙也受到牵连。您还有脸面出来见朝中的士大夫们，还在朝廷中安稳的当您的谏官，是不是您不知道人间还“羞耻”二字？可惜的是：圣朝有问题，谏官不发声却让其他人去发声，这件事记载在史册上，以后成为本朝的耻辱，是谁的过错？是您的过错！

      《春秋》里面所定下的法则，是针对贤者高要求而制定。现在，我还是希望您能在朝廷上仗义直言，不忍心就此与你决裂，而不以贤者的标准来要求您。如果你还是认为范仲淹不贤应当驱逐，那么我现今天说了这些，就是范的同党同谋了。希望您拿我写的这封信公布在朝廷上，让皇上定我的罪，杀了我，让天下人都明明白白地知道范仲淹应当驱逐的原由。这也是您作为谏官的一大功劳。

          欧阳修在信的结尾说明了为什么要写这封信的原因——前天您在余靖家里，叫我去讨论范仲淹的事情。当时余靖家中还有其他客人，顾及您的脸面，不方便畅所欲言，因此就写了区区这封信。

          欧阳修在信的结束处，还是礼貌地写上了敬语。“ 恭敬的希望您能明察，不再多说了，欧阳修再拜。”

        这封信的发出，虽然已经历经了985年，但北宋朝廷中激烈的堂上争议依然在这封信上历历在目，29岁的欧阳修信中言辞犀利，句句击中要害，有理有据，无可辩驳。我们从信中可以得知，收信人为当朝御史里行，是监督百官，审查官员称职与否，向皇帝提供建议的官员。但在欧阳修的信中高若讷是个沉默寡言，不轻易表态的谏官，而是附和强势方，落井下石的一个人。高若讷之所这样做，其目的无非就是要保住自己的乌纱帽而已。因此，高是个唯马首是瞻的人。这封信虽然切中高若讷的要害，可以说是动之于情，晓之于理。但对高若讷有用吗？应该是没有作用的，他是一个见风使舵的一个投机者。他的价值观就是以私利为重，是做不出如欧阳修文中列举的贤者不记个人得失，以江山社稷为重，大公无私的忠臣之举。高若讷只是个城府极深，深谙官场之利害得失的世故小人。欧阳修正义凌然劝他从善，无异于与虎谋皮，无异于飞蛾扑火。高若讷正愁无事向皇上及宰相吕夷简表忠，邀功请赏，这封信正好正中下怀。

        29岁年轻气盛的欧阳修无疑是个理想主义者。虽知道不同，不相为谋的道理，这封信发出的后果，他也预料到了，但还是义无反顾的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