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子刚驶入市场的禽类交易区,一个黑影便从市场里窜出,站在离车头不远的地方。我一下车,他便迎了上来,问我是不是要杀鸡。我先是一惊,他是怎么知道我有家禽要宰杀的,随即从车里拿出装在袋子里的鸭,答道:“不是杀鸡,是杀鸭。”
他热情地伸出手来替我拿口袋,说:“鸭子也杀。”我虽不能拒绝他的好意,将口袋递给了他,但对这种半道“截杀”的行为还是抱有警惕性的。“黄牛党”人,在四川俗称“穿穿儿”,顾名思义,取义 “穿针引线”。他们靠着买卖双方的信息差赚钱,各行各业均有:车管所帮忙审车的叫“车穿穿儿”,医院帮忙挂号的叫“号穿穿儿”,逢年过节帮忙买车票的叫“票穿穿儿”。远庖厨久矣,为防止他漫天要价,我问:“多少钱?”他提着鸭子掂了掂,说:“鸭子不重,不收拾元,就八元吧。”想到杀鸭,去毛,去内脏那番繁复的程序,我觉得可以接受,便默许了。又听常常出入市场的人说,有人会趁着宰杀之际以次换好,我便紧跟着他去往宰杀区。
我从身后打量着他,来人个子不高,微胖,背略驼,黑T恤,黑裤子,大热天脚上却蹬着一双短梆雨靴。这种雨靴透气性极差,不要说晴天,就是雨天,我宁愿打湿鞋子也不愿穿它。
市场是钢架棚搭的,四面透风,即便这样,家禽的屎尿味儿和血腥味儿混杂着,弥漫在空气中。我紧随他进了宰杀区,地面湿漉漉的,满是血水。宰杀区分为二十多个宰杀间,每个宰杀间约三四见方。一堆刚剥下来的兔皮堆在旁边,血淋淋的皮在白色兔毛的映衬下更显血怖。十几只宰杀好的鸡被装进了三轮车里,白黄的皮色,乌黑的爪子,赤条条的。我踮着脚随他进了6号宰杀间,不大的宰杀间里堆满了各种物件:墙角是一堆湿气腾腾的鸡毛,两个煤气罐,两口大铁锅。入口处的几个大塑料水桶装得满满荡荡。正面墙体的铁钉上挂满了塑料袋、围裙、刷子,水瓢……不仅如此,宰杀间的角落还用木板搭了个架子,架上放着几个篼笼。地面和墙壁贴着的青花色瓷砖,并没有让宰杀间看起来干净些,反倒凸显了零乱。湿气蒸腾,宰杀间的腥臭味儿更浓了,我竟不由地想到了电影中的雨夜杀人魔。
他用绳子捆住鸭脚,将其倒吊在铁钉上,捏住鸭头,拿出小刀在鸭脖上轻轻一划。兴许是为了照顾我的情感,他做这一切的时候是背对着我的。毕竟,世间满口仁义道德之人是见不得血腥和惨状的。在鸭子死透的间隙,他给自己套上了一条皮围裙,那围裙已难辨颜色,想必是用一层层的血迹和污渍染成的。鸭子软趴趴地倒吊着,已然死透。他取下鸭子扔进热水锅里,用木棒搅动一番,然后取出,放在操作台上开始拔毛。不出一分钟,鸭子便赤条条地躺在案板上了,随后他又将赤条条的鸭子放进一个粘稠的,满是黑糊状液体的锅中一滚,再扔进冷水,待冷却后又快速地将附着在鸭身的黑皮去掉,反复两次鸭子就变得白白净净的。
付了钱,拿着干净的鸭子出来,我看了一下时间,不出十分钟。我想要是自己在家里烧水、杀鸭、拔毛、剖腹,没有一个小时是怎么也搞不定的。我开始佩服起杀鸭人的技术来,更佩服他敏锐的洞察力和高效的沟通能力,盘算着如果他一天能杀十只鸭该有多少收入。
孟老夫子说:君子远庖厨。本意是强调君子应远离血腥杀戮的场所,做一个文明,仁爱之人。孟母三迁,本是说环境对人成长的重要性,要远离市井俗气,向往高尚文明的生活。可是,我想,没有见识过底层人民的生活,没有对底层百姓的同理心,满口仁义道德,却满心满眼都是官场上那点蝇营狗苟,那点自我利益,又如何能担当起“仁政”呢?我常听人说,大城市里的孩子早早地就学起了高尔夫、马术等上层人士的社交技能,只为成为人上之人;我也听说底层百姓对自家不听话,不爱学习的孩子,就把他放到工地上,放到干脏活儿、累活的地方,然后告诉孩子,如果不好好学习,今后就只能过这样的生活。如果教育就是为了培养高高在上的,脱离百姓的士大夫精神,国家和民族的希望何在呢?
江湖只是江湖人的江湖,杀鸭人不是能左右江湖的侠客,不过是竹林茶铺中的一个店小二,他可以只为生计,不为情怀和侠义,但士大夫们却不能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