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
今天我们继续阅读乔丽华的作品《我也是鲁迅的遗物：朱安传》。
昨天我们读到，因为兄弟失和，鲁迅从八道湾搬了出去独住，母亲与朱安随他一起迁出。
生活环境是崭新的，家庭的氛围却是寂静得令人害怕。
在这样的一种氛围下，朱安与鲁迅的婚姻生活又该如何维持下去？
让我们开始今天的共读吧。

新旧女性的相遇

从1906年结婚起到1926年，这二十年来中，鲁迅在家庭生活所能接触到的母亲与朱安，都属于旧式女性。

他对她们太了解，以至于时刻感到浓黑的悲凉。

有研究者指出，作为旧式女性的朱安，“在不断追求着新社会的丈夫的心中，她就像一片无法医治的病灶一样，牢牢地驻扎下来。”

从这个意义看，即便他俩从无交流，即便是徒有虚名的夫妻，她对他的写作也起着深远影响。

20世纪20年代，北京成为新文化的发源地，加上五四运动的遗风，这里聚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知识分子，其中也不乏来北京求学的女学生。

这一时期，鲁迅任职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多所高校的讲师，经常有女学生来家拜访。

有几位女学生也是绍兴人，鉴于同乡之谊，她们与鲁迅一家来访密切。鲁老太太喜欢热闹，初来北京，她听不懂北京话，也吃不惯北方菜，因而非常欢迎她们到访。

熟识之后，她们便担当起老太太与朱安的采购员，每到星期日去鲁迅家中，便把上一星期嘱托购买的东西送去，临走时老太太和朱安再把要买物品的名单告知。

鲁老太太平日爱看古典小说，便时常嘱托一位叫王纯卿的同乡女孩代购。鲁迅开设中国小说史课程，有时也会请王纯卿誊抄讲稿。

据说，后来许广平与鲁迅能够走到一块，这位王同学起了穿针引线的作用。

1925年3月，许广平第一次与鲁迅通信，从此成为他家的常客。

这些常来常往的女学生，她们大都二十出头，剪短发，穿黑裙，处事落落大方，散发着朝气蓬勃的青春气息。

作为旧式女性的朱安，缠小脚，梳发髻，穿着老式，少言寡语，畏畏缩缩，脸上也难见到笑容，浑身上下都透出过时落伍的暮气。

面对那些新时代的女学生，她内心是否觉得自惭形秽？又是否心生羡慕？无人在意，也无人询问。

女学生们每次登门，只是用好奇与同情的目光打量着她们的师母，“仿佛打量一件老古董”。许广平给鲁迅写信，更是直截了当地称朱安为“遗产”：

“旧社会留给你苦痛的遗产，你一面反对这遗产，你一面又不敢舍弃这遗产，恐怕一旦摆脱，在旧社会里就难以存身，于是只好甘心做一世农奴，死守这遗产。”

一个人的悉心伺候换不来另一个人的感动，一群人的热闹繁华驱赶不了一个人的寂寞。

朱安对外没有社交，看不清时代的变化；对内又因为不识字而缺乏精神世界。

但是，出于女性本能的敏感，她觉察到一点：大先生的生活因为这些女学生的到来而发生了变化。

本书作者乔丽华认为，多年以来，朱安在丈夫面前习惯了低头，这桩婚姻本就让她相形见绌。在这些新式女性面前，她大概陷入更深的自卑。

也因此，她可能会对新女性抱着本能的排斥和敌意，对到家来访的女学生会因为自卑而抱着戒备。

当她端茶递水的间隙，看到大先生与女学生谈笑风生，或者正在投入地读着不知何人的来信，此时时刻，她是否又感到在这个家庭中，自己越发的孤苦无依呢？

《我也是鲁迅的遗物：朱安传》中有这样一句话：

“在她们面前，她本能地封闭起自己的内心，就像蜗牛的触角，触到异物，立即把身体缩回到黑暗的壳里，从此活得越来越瑟缩。”

落地的蜗牛

在朱安这里，鲁迅向来冷峻坚硬，就像一块花岗岩。

有时她会看到他活泼柔情的一面，可惜这一面永远与她无关。

中秋佳节，大先生与女学生们在家喝酒，趁着朦胧醉意，他会一个个拍打她们的脑袋；还有一天，许广平借住在家里，鲁迅亲自为她修剪头发。

这些亲切举动，作为妻子的朱安，从未感受过。

在这方面，鲁迅也经受着前所未有的挣扎。

他和朱安一样，都是封建文化与旧式婚姻的牺牲者，但他不愿意迁就她的落后与缺点，自欺欺人地扮演虚假的温存。

只因为这是母亲安排的婚事，是母亲娶回来的媳妇，是母亲赐予自己的礼物，做不到悦纳，终得接受。

漫长而飞逝的二十年，在这场悲剧中，压抑痛苦的，并非朱安一人。

“新的生路还很多，我必须跨出去，因为还活着。”这是《伤逝》中的男主角涓生的心语，或许也是鲁迅自己的呐喊。

促使他向着新的人生之路跨出第一步的人，便是许广平。

1926年3月8日，“三·一八惨案”发生，鲁迅写下《记念刘和珍君》等文章，以此抨击段祺瑞政府屠杀学生的罪行。他也因此遭到追捕，一度避难某家医院。

8月，他离开北京，赴厦门大学任国文系教授。许广平与他同行。

鲁迅离开后，西三条的居所更加寂静，幸好还有许羡苏等人照常过来，帮忙处理家务，陪老太太聊天。而他自己，则在南方为中国教育与思想寻求新的出路而奔波。

1927年秋天，在上海，鲁迅与许广平开始同居。这则爆炸性消息，由周作人的夫人羽信太子告知朱安，在京城已是传得沸沸扬扬。

有一天，朱安告诉鲁老太太，她做了一个梦，在梦里，大先生带了一个孩子回家。她为此感到气忿。

事实上，许广平的确已经有孕在身，未出生的胎儿被鲁迅亲切地称为“小白象”。

朱安感到气忿，鲁老太太却喜出望外，因为她觉得，这座屋子寂静多年，也该有个孩子走来走去，增加几分热闹。

有一回，鲁迅从上海寄回照片，告知家人自己与许广平同居的事情。虽然早已在预料之中，可朱安还是不可避免地感到难过。

如果说以前只是忽视，那么自此之后，朱安的处境便更是尴尬。

同院居住的一位熟识的女孩问她对将来的打算，往日寡言少语的朱安，终于向对方倾诉内心的悲苦，措辞相当有文采：

“我好比一只蜗牛，从墙底一点一点往上爬，爬得虽慢，终有一天会爬到墙顶的。可是现在我没有办法了，我没有力气爬了。我待他再好，也是无用。”

在不对等的婚姻里，朱安并非没有努力过。

她一直试图用可口的饭菜、殷勤的服侍打动丈夫，她还偷偷跟同院的女学生学体操，小心翼翼地挪动三寸金莲，甚至曾在老太太的鼓励下剪去发髻。

这一切，终究徒劳。

她像一只蜗牛，多年来一直往上爬，虽然步履迟缓，却从未停止。一阵大风吹过，她从长久的寂静中坠落下去。

从此，她放弃向上爬行。

1929年9月，鲁迅与许广平的孩子海婴出生。喜讯传到京城，老太太喜不自禁，朱安也跟着高兴。

她想通了一点：

此生，自己不可能有孩子，海婴是大先生的儿子，礼节上也算是她的儿子。

今日共读《我也是鲁迅的遗物：朱安传》

【结语】

今天我们读到，在时代氛围下，鲁迅与新式女性有了接触，也因此遇到了许广平，随之也迎来第二段婚姻。

在此情况下，朱安是何种处境，无人关注，她是何种心境，恐怕也无人在意。

生活除了高远理想，柴米油盐才是真实负担，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让我们期待明天的共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