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二被分进普通班对于我和家人都是一个不小的打击。和其它很多中学一样，本着成绩至上的共同方针，学校会把班级以2:6:2的比例分成普通班、快班、宏志班三个等级，以更好的根据学生程度不同分配教师资源，安排教学任务，从而实现效率最大化。我不是很清楚他们这个比例是如何得出来的，但是理所应当的，人数越少，作为普通班学生内心的自卑感就会越强，尤其是对于我而言：
从心理上，我在从小学到初中的这9年里，都是所谓的尖子生，奖状多到被装订成册挂在墙上，获奖证书订书机钉不透就学着那些视功名如尘土的大师拿去垫床脚，遗憾的是证书没多到足以保证四个床脚厚度一致，导致床铺常年一边高一边低，所有每天晚上睡前除了琢磨以后上清华还是北大就是琢磨今晚怎么个姿势比较安全不会侧翻，当时由于作息时间被迫正常，所以睡眠质量都还不错，找姿势也成了一种消遣和乐趣。因此对于这个学生生涯的首次滑铁卢，多少会有点不平衡。而这种感觉来源于感性大于理性，也就是说更多的是出于对背负上“坏学生”这个标签的本能厌恶，实际上还是挺无所谓的，于是这种心理暗示就又本能的触发了一次严重的自我怀疑，仿佛我从一个阳光积极的三好学生（“阳光积极”只是固定搭配，和我本人没太大关系）沦落为了自甘堕落的失足青年。这种怀疑伴随挥之不去的自卑让我抑郁了很长一段时间，并且在老师和家长的多方开导后成功的更加严重，理由非常简单，这种心理的存在对成绩提升非常不利，出于对成绩的关心，他们都操之过急地用更加快捷直接的方式对我进行劝解，好像抑郁症可以跟感冒一样药到病除立竿见影，于是我的人生中又首次出现了对成绩和应试教育的极大反感。有趣的是，当我把“成绩”这个因素从对自己的责备和憎恶中剥离出去后，我忽然发现自己根本没有变啊，相反，对于个人真实诉求的豁然开朗反倒让我有一种重获新生的感觉，不管我想要的到底是什么，绝对不是一味的成绩上的拔尖。当然，这种转变花了我很长一段时间，以自己内心的满足和家长老师眼中的“完了没救了”告终。
而地理上，高二的4个普通班中，1～3班霸占掉了教学楼1楼，我所在的4班就无奈分到了2楼与两个快班为邻。理所应当的，我们成功成了那两个班班主任的眼中钉，我们身上的污点细密到可以蒸发进空气中渗透到他们自己学生的血液里，我们脑中的无聊想法会像电波一样发射出去扰乱他们自己学生的学习频率，连从窗边经过都加快脚步目不斜视，好像多瞟一眼就得给自己战绩卓越的教学生涯染上污渍。而更致命的是，我高一时的班主任王某就在隔壁5班，每天无法避免的擦肩而过就成了一天中最难熬和尴尬的时刻，当然只是对我而言。过去的那么多年，尽管因为成绩原因会被不同的老师不厌其烦的给予特殊关照，但我一般是不怎么爱鸟他们的，这也决定了我和他们每个人的关系仅仅维持在互为师生的那个学年里，时间一到，哪怕“认识”这种最简单的关系也会被我抛弃。不同的是，之前千百次的擦肩而过我都可以从容的爱理不理，而从进入普通班的那一刻起，这种近似傲慢的感情就被低人一等的自卑取而代之。我一直相信大部分教过我的老师都对我抱有包含程度不等的反感的仇视，而事实证明至少王某确实如此。因为我经常和他们班的一个学生往来，他不止一次找到那个学生谈话，措辞从“他成绩不好最好不要跟他往来以免受到影响”上升到“他就是个赖货，一点球优点没有，别让我再看见你俩在一块儿”，甚至连谈到我时的口吻都从普通话变成了方言，吓得我都差一点儿觉得我自己人品有问题。不过他的这点小动作没有影响到我们的友谊，反倒加快了这段师生关系的彻底终结。而当我单方面做下这个决定之后，我对他的自卑就因为双方利益的互不干涉而荡然无存，再次回到了一贯的傲慢，不过这次掺杂了一种人品凌驾于其之上的莫名快感，毕竟在知道他多次侮辱我之后，我无论公开还是背后也没有在口头上有所还击。
最终，再用了几乎半个学期从各方面解决掉自卑之后，人生再一次回到了之前的风轻云淡海阔天空，我也开始慢慢享受作为4班一员去感知身边一切人和事所带来的快感。
其实从人数分配上就可以看出，哪怕成绩出于中下游，也有很大机会进入快班，就算成绩确实十分不堪，交点钱疏通下关系跳槽到快班也是分分钟的事。能惨到搞进普通班的，几乎都是及格都成问题连家长也懒得再插手的极品。快班的目标是培养准一本，普通班则直接跌了三个档以考上本科为目标，所以作为对立面，说是“慢班”可能比较贴切，而大家也都是普遍这么叫的，在1～4班之外的其他班主任眼中，我们甚至连个编号都没，统称“慢班”。我被分进来的原因也很奇葩：作为中招考试以10分之差和宏志班失之交臂的优等生，尽管高一期间成绩遭受巨大波动，我和父母一致认为也不会差到被搞到普通班去，因此根本没有去找关系的念头。所以我至今对报到的那一天历历在目：
早在临近报到的那几天，我就曾经多次出现莫名的忐忑和恐慌等情绪，但这和一般的开学恐惧症不同。开学恐惧症一般由两部分构成，即对校园生活的回归所带来的自由的终结的抗拒，和对作业没有及时完成所带来的不可测性后果的担忧。前者主要出现在9年义务教育阶段，而对于幼稚园小孩和高中生来说，会分别由于心智的不成熟和成熟荡然无存，对于单纯的玩伴和高中后各种更加复杂的人际关系的渴望反而会在开学来临之际演化为期冀。而后者在我身上从没存在过，因为过去那么多年好像也没怎么写过假期作业，高一放假的那天出于对几十张试卷在回家路上可能带来的负重增加和“拿这么多作业回家一点都不酷”这种心态的双重考虑，索性出教室门就把它们全部丢掉了。当然，在众目睽睽之下丢掉作业这个行为很酷，只抱着一本被翻烂的杰克·凯鲁亚克的《在路上》回家，这更酷。
那么这种不安的来源是什么？尽管对个人成绩的过分自信在每次出现这个念头时都能将其瞬间打消，但是这次不一样，因为就像一个审判一样，它将要到来，带着足以吞噬一切自信和坦然的无尽黑暗，而伴随其后的是黎明还是终结，你却没有任何答案——我会被打进普通班吗？
很显然，没有根据的盲目自信在任何一个重要的决策到来之际都会轰然倒塌。如果考试刚结束时任何人问我有没有把握上快班，我都会在将其理解为冒犯的同时一笑了之，但是现在我甚至不能把它视作一种正常的问候，连在脑补时都会不自觉的带入到不信任和焦急这种语境之中。高一这一整年成绩的跌幅之大仔细想想连我自己都不禁咋舌，从第一次月考的班级前十到最后一次测试的倒数，从考试完毕对自己所填答案的自信到考试完毕对自己所蒙答案的自信。对的，连瞎蒙都这么自信。其实非要我说，我也有很多理由去支撑这种自信：开考前耶稣佛祖安拉挨个拜确保信仰正确，后来又陆续加入关公孔子等人，再后来由于名单过长以“众位神灵”替代；多年的优等生经验带来的对于正确答案的良好感知度；出于对“人在做天在看”的考虑考试中再无聊也不会睡觉，等等，在蒙题方面可谓仁至义尽无所不尽其能，因此也心存侥幸的自认为会高人一等，不过心存侥幸是隐属性，我一般不会承认。这种自信的后果就是，在分班结果公布之前，我连睡觉都成了问题。
审判日终于到来。
按着墙上张贴的分班表进到教室。因为同班级的名字全部不认识，所以找不到标杆作为判断依据，只能找到教室最后排的空位坐下，然后在班主任到来之前从身边同学的行为和对话之中寻找线索。当然在其之前，跟每次进入一个新的集体一样，有两个个出于本能的，先入为主的，不可避免的硬性指标需要首先确认：女孩子的数量和质量。班里同学还没有全部到齐，不过就目前观察而言，我已经无法想象假如还没来到的那些学生不全部是女孩子的话所带来的可怕后果。好在反复多次确认后，在确保所有长相不是非常符合女性标准以至于被忽视掉的女孩也全部统计在内后，多多少少喘了一口气，男女比例大概在7:3。虽然这一数字几乎创下了生涯最低，但是已经比心理预期好很多，毕竟成绩差的女孩子还是少数，而对于“数量”的担心，仅仅是因为一定数量异性的存在是维持集体感的重要因素。在高一时已经有了喜欢的女孩，估计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对其她女孩子除了“能不能不要烦我啊”之外也不会有任何感情，所以“质量”的好坏直接略过。总体来说还算不错。
而准备进入到下一步，即从同学们的精神面貌判断班级质量之时，我第一次见到了班主任孙战。想象一下这样一副画面：正值早上10点，阳光非常好，我独自斜瘫在教室一角，一只手支着脑袋，另一只手随意地搭在桌面上，目光涣散百无聊赖地四处打量，教室则是一片混乱，每个人都按着自己的想法做着自己的事，但因为有所交集而三五成群的聚在一起，整个嘈杂的环境在9月初燥热的氛围之中缓缓升腾为派对般的狂热，沉寂了两个月的灰尘肆意抖动在灼目的阳光下，然后一个30出头，皮肤黝黑的中年男子抓着一本档案和一个黑色的笔记本，低着头悄无声息地快速迈步走上讲台，气氛的热度并未因为他的到来有丝毫改变，甚至没有人注意到他。让我们暂且把画面中的混乱场面调为黑白色并静音，只留下角落中的我和悻悻地站在讲台上的他，那就是我脑海中尚有记忆的，第一次见到他的样子。其实我还是很乐意手动帮他在他的身影后面加几条黑线以示尴尬的。这出场方式和我想象的相去甚远。按照经验，班主任的第一次见面，一定会是默默地双手背后站在教室门口，然后散发出的气场闪电般在人群中快速传递，所有人在2秒内不约而同扭头看向他，然后闭嘴归位。在孙战身上哪？如果不是在浏览女孩之际无意瞟到他，甚至不会引起我的注意。他抬头快速环视了教室一周，又用眼球的上下翻动代替脖颈转动呆望了2秒，似乎是在把教室后墙上的钟表显示的时间和眼前的情景做对比。在定性为“不可理喻”后，他尝试开口说话，唇形达到“O”之前又很快合上了，低头看了一眼没有翻开的笔记本，又马上抬起，应该是希望看到不一样的情景，发现仍然没有人注意到他后，眉头瞬间拧在了一块，一副权威受到侵犯但又敢怒不敢言的样子，或者说是尊严，可能更合适一点。他转身找到黑板擦，在讲桌上敲了两下，显然分贝没有达到班内噪音的平均值，于是又重重在黑板上敲了几下，终于的，引起了大家的注意。脑补了他的一系列心理活动后，很自然的，他被我划到弱势，经验不足，较为怯懦的那一类。班内逐渐趋于安静，他的脸上也重新堆满笑意，在之后的挺长一段自我介绍中，这种笑意都有增无减，但是从一开始的教室终于安静所带来的很自然的微笑转变为强挤的，竭力不让其消失的微笑。当然这还是我的脑补，并又强行给他贴上了“希望从给学生营造亲切的第一印象开始一段朋友一般的良好的师生关系并共同努力其乐融融完成高二学年的活在梦里的年轻教师”这个长标签。想到这一点后，我又想，这不出意外应该是快班把，毕竟有点脑子都知道这种关系在普通班简直天方夜谭。然而事后证明他只是没经验而已。总之，在接下来的30分钟里，他确实手脚并用字画结合地完成了一个还算不错的个人介绍，同学们也都因为遇到了一个软柿子老班而非常开心，整个班里其乐融融，所有人脸上都挂着笑容，哪怕是在他用轻快的语调说出“虽然咱们是慢班，大家也不要放弃，要一起努力证明咱们自己。”这句话时，好像所有人早就知道一样，除了我，前后过大的心理落差直接随着我一屁股跌下椅子突破次元转化成了海拔差异。我拍了下裤子站起身，在众目睽睽之中强装镇定地扶起凳子重新坐下。他扶了扶镜框，将原有的微笑值扩大了一倍，然后看着我说：“看到我也不至于激动成这样吧。”我耸了耸肩。
尽管在脑中无数次幻想过这一幕，真实到来时，还是有些扛不住。如何向家长交代？如何向去年向我寄以厚望的老师交代？又一想貌似去年的老师也没有对我有很大期望的，于是就只剩下最棘手，也是最有愧疚感的父母了。就像一个巨大的情绪黑洞，整个上午剩余的时光，我的所有想法，所有念头，都在交予理智去筛选分析之前蓦地消失得荡然无存，但是各种感情又无穷无尽地奔涌而出，交织缠绕在一起，在理清之前被下一批席卷而来的感情冲刷荡涤，毫无休止。逃避一件事的最好方法就是祈求它来的更慢一点，既然无法阻止。我竭力去拉扯每一分钟，甚至企图靠盯着秒针的转动去延缓时间的前行，但是毫无作用。
最终，在完成课本分发，人员登记等一系列繁杂活动之后，上午的课程在老班的一句“下午3点在教室集合自习，然后没事就可以先回家了。”中其乐融融的结束。
对家长的坦白真的是我高二一整个学年中最艰难的一刻。出于对我情绪的照顾，他们当然会在片刻沉默之后去装作无所谓的加以鼓励和支持，但是他们目光中，语气中，甚至举手投足间无法掩盖的失望，确实让我非常难受。很久以来，这种双方心知肚明但仍然要表现出来的温柔都让我无法忍受，当然我也不愿意让他们打我或者骂我一顿，只希望这次谈话能快速结束。在处理家庭关系方面，我一直坚信一点：沉默能解决一切。这或许也是影响我和他们之间沟通的主要原因之一。于是和往常一样，我很快地转身回到房间，然后祈求这一切快点过去。
下午3点回到教室，只有老班一个人坐在讲桌上低头写东西。看到我过来，他似乎有点惊讶，然后微笑着把我叫到身边，于是我也第一次有机会近身打量了他。
他的脸真的很红，是那种足以让每次谈话都自带尴尬情景的红，再加上他因为说话急促通常会前言不搭后语甚至说单句也会出现与其身份不符的语法问题和莫名其妙的停顿，所以就真的好像是一个单纯的，羞涩的，会常常脸红的小男孩在和你讲话。与此反差巨大的是，他长的一点也不单纯羞涩，明明只有20多岁，却同时拥有30岁的胡须，40岁的皱纹，50岁的沧桑，和60岁的发际线。当然，还有10岁孩童的那抹潮红。这更尴尬。说起面相，因为脸红的原因，倒也很像猴子，不过不是老版西游记中六小龄童那款，而是《动物世界》中的狒狒，面部毛发比较少的那种。
他那天穿了一件很普通的胸前印有“ Fashion Sports”字样的浅灰色运动T shirt，和一条肥大泛白的浅蓝色牛仔裤，不过他的腿比较粗，虽然肥大，仍然介于“阔腿”和“紧身”之间，也算合适，不过不太好看。尤其是和一双咖啡色的网眼皮鞋及隐隐闪现其中的白色袜子搭配到一起。
于是又到了贴标签时间：屌丝。
“你是叫王辰是吧。”他先开口了。点头。“去年7班？”他又问。点头。“咱们班去年快班的不多，既然是快班出身，就要做出带头的样子。”他的语气中好像带有一种试探，不过依然是笑容满面。我大概思考了一下，然后尴尬地笑了一下，然后，点头。他也迟疑了一下，然后叹了一口气，低头望了一下桌面，再抬头时，换成了满面的严肃；“今天刚好就咱俩，我也跟你说一下，我准备把你往咱班第一培养。”
尽管很想脑补出那种托付重任时庄重肃穆的仪式感，但是那一句“今天刚好就咱俩”还是让我秒出戏。上任第一天，学生就把自己的话当屁放，我不知道他怎么想，但我作为一学生，都替他感到寒心和尴尬，尤其是看到刚刚经过的5班跟6班全员到齐的情况下。而且貌似整个教室除了我，也找不出第二个可以托付这个愿望的人选，或者说，找出第三个人。于是出于礼貌的，我强挤出了一份使命感，并强忍着笑告诉他：“老师放心，我会努力。”
走下讲台后，照旧回到了上午坐的角落的位置。或许这个很不思进取的位置再次让他心寒了把，总之他又叹了一口气，继续低头写东西，我也开始漫无目的地翻课本。
整个下午，教室里只有我们两个人，我斜瘫在教室一角，一只手撑着脑袋，另一只手随意地翻动书页，他则端坐在讲台上不停地在那个黑色笔记本上涂涂画画，中间是一片巨大的空寂，灰尘懒懒地漂浮在黄昏橙红色的夕阳中。这是我和他见面的第二个场景，应该很容易想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