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 乡土重建》
作者：费孝通
成书时间：1947年
出版信息：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1版
“商务印书”的这一版本，将《乡土中国》、《生育制度》、《乡土重建》三部分合而为一。前两部分，费老为我们解释了中国（文化）是什么样的，以及为什么是这样的，后一部分——《乡土重建》，则主要关注彼时的中国乡村正面临的问题，那矛盾从何而来？如何走出困境？
关于《乡土重建》，书中第一篇比较独立而且精彩，先做介绍。
篇目的主题是“中国社会变迁中的文化结症”，这是作者1947年1月30日在伦敦经济政治学院的演讲稿（作者曾于1936~1938期间在该校学习，师从著名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完成博士学业）。
作者从经济模式出发，通过中西对比，来解释中国文化。
这一比较，从两种作者自定义的经济模式类型开始，它们分别被冠以“匮乏经济”和“丰裕经济”。
中国（至晚到作者所处的时代）样貌的很多面，脱胎于千百年来以农耕为基调的“匮乏经济”模式。该模式一方面决定了技术路线，更重要的，它孕育了地区内与之相配套的文化特质。两条路径分别是这样的：匮乏经济——劳力充裕——人工成本低——技术停滞；匮乏经济——资源有限——知足教条——克己礼法。
反观西方，作者称之为“丰裕经济”模式。在资本主义精神的指导下，西方社会的工商业和大众文化，都被一种积极进取、永无止境的精神所统帅。作者形容其为“无餍求得”，其精神源头受宗教影响颇大——“积财富于天上”P350。
在截然不同的思想体系的培育之下，西方文化呈现出来的，是扩张的、动态的，强调利用自然——“修天以顺己”；东方呈现出的，是封闭的、静止的，强调“修己以顺天”，更看重人与人的关系。
在两种截然不同的经济、文化模式的互动过程中，作者提到了关于利用传统文化中“大同”的思想（P346）来帮助改善西方所面临的所谓“现代性的问题”，当然，文章的主要内容，也是作者的关切，实乃西方对于中国，对于乡土社会的影响。
十九世纪的世界，以工业化为核心的西方现代化，正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几乎一切古代文明。陶渊明诗中的理想家园，已现破败之相。作者坦言当然也有无奈：“逼人而来的新处境里已找不到无邪的东篱了。”P347
中国传统乡土社会的破败，在我看来，那正是“现代化”的结果。具体总结为两点：乡土工业的凋敝、城镇化。
在我们熟悉的语境当中，传统的乡土社会，阶级矛盾重重，农民生活艰辛。现实中，虽然在某些时期，一定范围内出现过紧张，但长久以来，中国乡村总体上仍是一个平静的存在。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的两个主要群体——以地主为代表的所谓“食利者”和以农民为主体的生产者，他们之间的剥削和被剥削的矛盾关系，长时间内被各种微妙的平衡所调和。究其原因，作者发现，大量手工业的存在功不可没。
即便租税的负担让农民无法从农作物众获取足够的生活资源，但广泛存在于大江南北的各类手工业，纺织、蚕桑、制茶、制瓷、烟草等等，作为重要的补充，保证了那种“黎民不饥不寒”的生活水平。
然而，随着西方经济的入侵，在现代工业的冲击之下，那些可能更精致，但产量低、成本高的手工业品，陆续败下阵来，农民收入失去了重要的一部分。于是，本就脆弱的平衡被打破。
与此同时，“城镇化”也在彼时的中华大地悄然发育。都市的思想、欲望、生活方式，把人从乡土中抽取出来。他们中的大部分，正是原本农村中的“食利阶层”。进入城镇之后，他们成为了作者所称的“寄生者”——流落在生产事业之外的倚赖权势为生的阶层。这一变化，极其重要，对于这个人群，作者更是一针见血，称他们是那个时代，“中国悲剧中的主角和导演。”P408
有条件的人（比如离地地主们），离开土地，搬入了更为安全，更方便物质享受的城市。但由于城市的工商业尚在蹒跚学步，一方面，大量城市人的经济来源仍需要依赖于土地（地租、放贷……），另一方面，因为长久以来的消费习惯和生产能力，乡村对于来自城市的那些轻工业品、工艺品的依赖度不高，于是，乡村对于城市，基本上只有单向输出。城市只有索取——“乡村的血液渐行枯竭”P357。
彼时中国的城乡，未来得及发展出作者理想中“相成”的互补模式，就已走到了“相克”的分裂局面。
“分裂”之下，乡村中穷苦的农人，同城市中的“食利者”，成为了中国社会矛盾最深的两股对峙力量。穷苦者来自于生存的压力而生出的无限动力，相较于食利者们为争取利益而获得的有限动力，呈现出作者所谓的——“以有限压无限”P418的斗争局面，这场对决的最终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对此，作者开出的药方，是发展乡土工业，书中用了较大篇幅进行讨论。这同“改革开放”以后全国范围内蓬勃的“乡镇企业”，相信不会完全是“不谋而合”吧。
完
2023.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