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明政局在永历政权与大西军合作后，曾出现了几乎恢复江南半壁的大好局面，此时戮力抗清，尚有一线中兴大明的希望，然而就在此时孙可望却向南明永历政权讨封秦王，使得这最后一丝中兴机会也成镜中花、水中月。自汉以后，列朝列代正常情况下都不再封异姓为王，异姓封王只发生在王朝遭受到极危难的情况下，王朝自身失去了对天下的控制力，只能倚重异姓方能恢复。是以唐郭子仪、李光弼以对唐有再造之功被破例封为郡王，异姓封郡王还犹可臣，犹可控制。一旦被异姓逼封亲王就不可臣了，意味着篡逆禅让之事将行，如汉末曹氏封魏王，魏末司马氏封晋王，唐末朱温封梁王，孙可望讨封秦王也意味着其终欲行篡逆之事。

首先，但凡一个王朝手中尚有一丝力量就绝不会封异姓为亲王。其次，秦王是朱元璋始封给其二子朱樉的封号，诸藩最长，大明最重要的宗支之一，世袭罔替的亲藩，按宗法制除非秦藩谋逆方可废除，否则就该与大明王朝相始终的，讨封秦王就意味着让南明废“秦藩”，这就破坏了大明的宗法制，南明提出封“孙”为冀王亦不能被“孙”接受，可见在其心中早已没了大明。

孙可望讨封秦王也意要在名分上压制李定国等人，大西军在张献忠死后，是四将共事制度，虽奉孙可望为长但其却无实力与威望以让其他三将臣服，讨封秦王就可以在名分上可以高出李定国、刘文秀 一等。可是南明为了抗衡孙可望不得不封李定国为晋王、刘文秀为蜀王以牵制孙可望，使其想通过名分压制李定国的计划得已落空。水涨船高，在死掉一将后，孙可望也仅占大西军的三分之一的份额。汉末曹氏、魏末司马氏逼封亲王，都有实力支撑，他们外可御强敌、内可控朝局。

而孙可望自身实力对外不足以单独抗清，对内又无法弹压其他三将，只因被奉为四将之长就飘飘然，欲行篡逆之事也就太不自量力了。对李定国、刘文秀来说，大家名分都一样，地位相等，功劳也差不多，原本都是兄弟，只是奉你为长，尊你为兄而已，大家有事共同商议。却不是奉你为父，听你命令，别不识好歹、弄不清状况。可是孙可望的实际一系列举措在李定国等人的眼里就是不识好歹了，所以最终导致了孙李内讧，使得南明军队这支最后的生力军实力也大为削弱，孙可望在失败后立马投降了满清，为满清做向导、将南明的内部虚实尽告之於满清，从而使得南明军队处处被动，导致最终失败，也让南明这最后一丝中兴的希望也为之破灭。

原本身份相等、地位相当的两人，一人纵使势弱也很难从内心去屈从臣服於另一人，他宁可屈从於一个与自己素无瓜葛的人也不愿屈从一个原本与自己长期共事、身份相当的人，这是一般人的正常心理。李定国、孙可望的情况就是如此，孙可望在四将中为长，实力也略强，所以就想自立取明而代之；李定国为获得与孙可望对抗的名分拥护南明也就很自然。

晚清曾、左相斗的情况也是如此，不完全是演戏给清廷看，在剿灭太平军后，曾国藩手下幕僚很多人劝之更进一步，取清而代之，曾国藩不敢有所动。首先，曾国藩本身没有军事指挥才能，在军事上完全依靠其弟曾国荃，将来取得天下，谁坐皇帝?面对皇位的诱惑，即便有一方诚心相让，也很难就保善终，历来为皇位父子相夺、兄弟相残的事例枚不胜举。其次，左宗棠、李鸿章都有自身的独立力量，在满清这顶帽子下，大家还好共事，一旦没了满清这顶帽子，很难说左宗棠、李鸿章就愿意投效到曾国藩这顶帽子下，去供曾国藩驱使、为其火中取栗。清初三藩之乱未能成事更是如此，吴三桂是三藩中实力最强，理应为首，但是另两藩又为了什么呢？满清不讲信义想撤藩，难保吴三桂事成之后也不动同样的念头撤藩，何必为你吴三桂拼命呢？所以三藩之乱，只有吴三桂实力最强，想做皇帝，最卖力，另两藩都没怎么出力，一看情势不妙就立马投降了。

在封赐爵位上，满清看似比南明更为慷慨大方，其实不然，在满清看来，吴三桂、耿、尚、孔等终究是异族外人，是其民族系统外的势力，他们有独立的军队，封其为王，不过是一时的羁縻利用的需要。金朝初年，甚有封张邦昌、刘豫为帝的事例，但是在其本民族内部系统，封王却还不都是姓爱新觉罗的、都是完颜氏、都是其宗室吗？也未闻封异姓为亲王的。

孙可望讨封秦王，不只造成大西军内部的分裂内讧，对大西军联合其他抗清势力也造成相当不利的影响，由于其讨封秦王，南明又不得不封李定国为晋王予以牵制，但是其他南明势力呢？又怎么愿甘心於其下？李定国后来几次欲联合台湾郑氏合兵抗清都未能成功，这固然有些外部原因，但不能说没有一些主观因素在，台湾郑氏对合兵举动向来表现的都不是很积极，台湾郑氏对永历政权本身就心存芥蒂，在“唐桂之争”中不顾名分而出于私心拥护唐王为正统，在唐王败亡后不得不奉永历帝为正统。但在郑氏看来大家都做同样的事，凭什么你爵位为亲王，我为延平郡王，高我一等呢？如果孙可望不强讨封秦王，南明的最终局势必不至于糜烂到那种地步，其下场或不至于沦落到被满清当成猎物射杀的那般悲催。孙可望在国家最危难的时机，不具备篡逆的实力就强讨封秦王欲行篡逆之事，其行径真是让人觉得可悲、可耻、可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