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子，几个表兄弟表姊妹到遥远的东北吉林给三姨过八十大寿，传回来的视频中三姨儿孙绕膝、四世同堂，满屏的幸福。我的母亲姊妹共六人，其中数三姨慈眉善目的样子最像离开我们近三十年的姥姥了。
姥姥在世的时候，对我们这帮外甥都疼爱有加，我记忆最深的就是那次姥姥背我过河。那是个春天，我那刚出生不久的弟弟因为感冒生病到镇上住了院，母亲忙于照顾弟弟，对我无暇他顾，于是便让到医院探望的姥姥把我带回小住。
镇子到我姥姥的村子约摸有二三里路，中间隔着一条河。刚开始，姥姥牵着我的手走。但走到河滩时，我懒得再也不想自己走路了。
在我的耍赖下，已经近七十高龄、身材矮小的老太太背着四岁多的孩子，裹着旧社会时的小脚一步一颤地蹚过干涸的砂砾河床，向着村子的方向缓慢挪动。
我清晰地记得，姥姥一边背着我晃晃悠悠地走，一边喘着粗气带着疼爱的语气轻声地骂我“哎呀你这个小懒东西，你这个小懒东西，哎呀，使死姥姥了”。
姥姥家的村子与这条河之间有一道蜿蜒的沙丘相隔，位于沙丘的南面，因而得了“丘前”的名字。沙丘是那年为了防洪而堆砌的。五八年的夏天连日大雨导致山洪爆发，滚滚的山水冲垮了原来旧村子低矮的泥坝，席卷了村子的土石院落、房屋，母亲告诉我，村里多数人家墙倒屋塌，甚至有两户人家被冲得失去了亲人。
村子里有迷信的老人说，这是水妖作怪啊，并且有鼻子有眼地传言去家后（村后）防水的时候，看见在一个大的淹子（深水潭）里飘着一个瓷盘子，盘子上托一把剑柄系红绸的宝剑，宝剑闪着寒光冲着淹子的大漩涡去了。这是天上的仙人在作法镇妖啊，老人信誓旦旦地告诉大家。
传言归传言，防水的沙堤该建的还是要建，于是就有了现在更高更坚固的丘坝。
越过沙丘，呈现在眼前的是一片大小不一的沼泽地，沼泽地的尽头才是村子。冬天的沼泽一潭潭死水映照着蜘蛛的残网断丝，毫无生气。但到了晚春和夏天，大自然犹如施了魔法般，绿油油的芦苇就从水底冒出来，插满了所有的池塘，一片一片都是的，遮掩了塘间那些蜿蜒穿插的碎石小路。
我和表兄妹们经常在这一团团绿茵间钻来钻去，寻找合适的芦苇采来做芦笛，又或者嚼在嘴里吮吸那仅有的一点甜味。
秋风凉了，塘子里霜白的芦苇就成了大人们喜悦的收获。在我小时候，家里的灶台没有什么可烧火的东西，山上有柴是集体的不能随便砍，地里庄稼秧也是集体的，要留着喂队里的牲畜。
每到秋天，我姥姥村就将这片沼泽的芦苇划成一小片一小片分到每家每户，大家自力更生，自家收割自家攒柴。这时候，姥姥和舅舅就捎信给我父母来帮忙。临末，父亲和母亲一人一架垛满了芦柴的手推独轮车，汗津津地走过四、五公里的崎岖山路，在村里人艳羡的目光中卸满老家的小院子。
走过沼泽地，穿过几个小胡同就到了我姥姥家的院子了。姥姥家的院子很特别，我从来走不错。因为它近乎圆形的，用杂乱的石块随便堆积而成，一人多高，仿佛一推就会倒掉，但我却从没听说它倒掉过。
我曾经问我的姥姥，为什么胡同里的路要绕着我们的院子转一圈，为什么别人家的院子都是方方正正的呢？姥姥告诉我，那是因为啊我们的院子建的早，周围的邻居都是后来才建的。虽然也觉得姥姥说得有道理，但我总觉得院子就应该方方正正才是，而且怎么能让胡同里的路绕那么远呢？
这个疑问，直到今天我看到一些社区沿街门市的广告牌，那分不清你我的统一颜色统一样式，才最终有了答案。
姥姥家的房子坐西向东，两进院落两排房子，每排三间，前排厅房直通后院。姥姥和姥爷是住在前房的，厅房也兼灶房，有土炕；南侧是一间闲房。
我的姥爷兄弟四人，他是长子，念过私塾也教过私塾，识文解字，经常被人请去写写画画，在村子里有一定威望；其他兄弟们也身体健壮，在村里也都是出头露脸受人尊敬的人，后人们也都枝繁叶茂。因此，这也就是我母亲常自豪地说的“她是大户人家的人”的缘故。
因为未曾见过面，我的姥爷只隐约地存在于我的想象中，但对于姥爷住过的房子我倒记忆颇多。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姥姥腊月二十过生日的时候，大人们有的围坐在厅房雾气腾腾的灶台前做饭，有的围坐在用木柴烧的通红的带小门的铁炉前喝茶闲聊。我们一帮小表兄弟们就前院后院分头行动，玩闹不已。
我则喜欢向后院舅舅住的房子里跑，那里有我想探索的无尽的宝藏。舅舅的房子里有许多木橱，木厨上有许多木抽屉，打开来就会发现里面有许多“古董玩器”，比如碎成几块的磁铁，灰色的长短不一的铁钉，断成几截的自行车链条，一小块不规则的皮子，几缕颜色各异的针线，以及大大小小的玻璃药瓶等等。每次去，都能发现令小孩子眼睛发亮的小玩意。
表哥用自行车链条、铁丝和皮筋做成一把手枪，放上一根火柴，朝着院子里的母鸡啪的一声，母鸡立刻惊得咯咯叫着飞了出去，然后引得一院子公鸡母鸡齐叫唤。
我们哈哈大笑的声音和鸡乱叫的声音马上就招来了姥姥推门的声音，接着就是她故作生气的训斥声：“找挨（打）了！母鸡好下蛋的，打毁了看我不揍他的腚！”
看到表哥神气地做着鬼脸笑，我羡慕极了。于是，几次从舅舅家的橱柜里“偷”链条，回到家和小伙伴们鼓捣我的手枪梦。
儿时的梦一晃就过去了，岁月总是悄悄地溜走。
转眼我考上一所所谓吃“国家饭”的中专学校。舅舅喜出望外，专门买了一个精致的皮箱送我上学用。九十年代初的一个皮箱，那可是近乎舅舅半个月的工资啊！
在那间落满灰尘有些昏暗的厅房里，姥姥眼热地看着铺满粉色碎花熠熠闪光的崭新的白皮箱，对我母亲说，“哎呀这可好了，不管什么时候，你可叫小伟别忘了他舅啊！”母亲笑着抢白姥姥说，“别说忘了舅啊，长大了忘了娘的也有啊！”
母亲说归说，她何尝不是我们与姥姥家最畅通最坚固的连心桥。
1998年，我结婚了，母亲安排我和妻子到姥姥家送喜。其时，正是初冬，却早早地扬了满地的大雪，铺满了丘前河。我和妻子小心翼翼地踩在河床的雪上，生怕滑倒。我的五十多岁的母亲却腰板直挺、脚步稳健，远远地把我们落在了后面。
母亲就是这种不甘人后、不服输的性格。她经常教育我和弟弟“咱庄稼地里的活儿我和你爹累死也不要紧，只要你们好好学习就有盼头”，“要好好学习要有出息”。
母亲的这种性格，一方面是受家庭环境的影响，姥爷去世得早，她早早地和姊妹们挑起了生活的重担；成家后父亲又在村里唯唯诺诺顶不起来，因而她的骨子里有自卑的一面，这种自卑显现到外在的性格方面往往表现为敏感、要强。另一方面，我觉得也许真的受益于家风荫蔽。 姥爷以一个旧社会文化人的形象存在于她的记忆中，我的舅舅又是那个时代的皮革工人，家族的光辉深深地烙印在母亲的心底，成为她抵御那段艰难岁月的一条涌动着希望的大河。
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说，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里。当我和妻子小心翼翼地快步追赶已经走过河谷的母亲时，一个闪念让我回过头来再次审视这条丘前河：它依然象当年一样，自西北的山谷里蜿蜒而来，绕着叫丘前的小村庄裹了一条银带，向着东南方向的大海飘然而去，仿佛一切都没有变。只是，那背我过河的姥姥已经不在多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