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取昆明工业技术学校 1952年初中毕业。同学们因家境贫困大都争相报考中专，中专不交学费，管吃管住，还能申请助学金。我以优异成绩如愿考取第一志愿——昆明工业技术学校（1974年升级扩大为云南省工学院）。
即将离开家乡到昆明上学，心情异常激动。母亲为我准备了简陋的行装：一床破被子、一条旧床单、一条被虫蛀了好多洞的毡子(代替褥子)、一个盛零碎杂物的小木箱和几件同时也当枕头用的换洗衣服。母亲不放心我这么小的年纪就离家出去闯荡，毕竟当时才十四岁半呀。她千叮咛万嘱咐的。我说：妈，您就放心吧，我会照顾好自己的。吃饭有学校管，洗衣服我已经会了，拆洗被子，您也教会我了。母亲依依不舍地含泪将我送上汽车。当时一般县城没有客车，是用货车当客车，名之曰：代客车（我在工作后的六、七十年代，也常坐这种车）。乘这种车上下不很方便，得从后面蹬着一个铁梯子往上爬。因当时没有汽油而改装为烧木炭。路况又特不好：盘山道，土路，坎坷不平。坐在没有座位的货车里，一路颠簸得让人东歪西倒的。车后扬起的尘土像一条黄龙直往车厢里扑，人人脸上身上都积满了灰尘，像是从土里钻出来似的。由于木炭车马力小，爬较陡的坡时，车上旅客都得下来帮助往上推，真是名副其实的“老爷车”啊！300公里的路程却走了两天（现在修起了高速公路只需3个多小时）。尽管旅途如此艰辛，但初次乘坐汽车的好奇心和离家求学的兴奋感使这种艰辛变为一种快乐。 到达昆明后，看到街道宽阔，商店林立，晚上灯火辉煌，尤其是第一次看到红红绿绿交替闪烁的霓虹灯，一切都感到那么新鲜。学校给我们的伙食标准为每月8元5角钱。早上是稀饭馒头咸菜；午餐是每人各四分之一盘的一荤一素，米饭和清汤随便吃；晚餐则全是素菜。我还申请到每月2元钱的助学金，解决了买书本、文具、牙膏、肥皂等学习、生活必需品的资金来源。虽然那时水果才几分钱一斤，从来没吃过；坐一次公共汽车也才几分钱，也没坐过。学校发票让自己去电影院看《苏联大马戏团》、《丰收之歌》等电影，来回走了一个半小时。因为每月这两元钱的“财政收入”还得用到“刀刃”上啊！生活虽然清苦，却很知足。心里感谢着国家无偿地培养我们成才。求学的三年中，思想很单纯也很专心。只想着好好学习，将来报效祖国。晚上要上晚自习，星期日也大多在学校里啃书本，很少去逛街、玩乐，再说也没有钱呐。但我们也不是书呆子。早上一大早就起来跑步，打球、洗冷水澡。几十年来我的身体免疫力不错，很少感冒，当是得益于从小养成的锻炼习惯。下午每天都有文体活动时间。我曾担任班里的文体委员，带着大家唱歌跳舞，很是快活。学校里有游艺室，备有多种乐器。我在这里跟着一位同学学会了阿炳的“二泉映月”、刘天华的“光明行”等二胡名曲。我为来到一个学校新天地而异常欣喜。姐姐那时虽是革命干部，但工资很低。一次她给我寄来5元钱，我用来买了只向往已久的口琴，第一次有了属于自己的乐器，高兴的不得了。后来她又给我寄来一双翻毛皮鞋。只穿过草鞋和布鞋的我，第一次穿上皮鞋，在同学面前显得何等的神气！
我自幼丧父，母亲用她柔弱的肩膀挑起了扶养四个儿女的重担。我感激母亲的养育之恩，发奋学习，被评为三好生，优秀团员，为母亲争了光。我们还常常排些节目，在学校举行文艺汇演。我曾写了一部活报剧《在化验室》，由几位同学演出。 学校的校风比较正。同学间互助友爱，没有什么打架斗殴、作弊之类的现象，学习、生活既紧张又快活。生活虽然清贫、艰苦，却磨练了我们的意志，使我们这一代人在“德、智、体全面发展”的轨道上健康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