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具有社会功能吗？

在德鲁克的思想体系中，管理从来不仅仅是企业的管理，他认为管理是一种社会器官，在建设“尚能容忍的社会”中发挥着重要的功能。

管理实践发展的历史表明，在目前及可触及的未来，管理也在发挥一种社会功能的作用。

第一，从管理发展的历史来看，“机构型社会”的形成导致了管理实践的社会化。除去非工业化和绝对专制的国家，现在的东西方世界越来越变成机构型社会，几乎所有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国防等活动，均由各类组织来承担和完成。在德鲁克创作《管理》这一巨著时，美国社会的一半以上的国民生产总值来源于非工商机构，1/3的劳动人口被统计为“管理人员和专业人员”。（中国的情况比较特殊，主要只存在政府机构和工商企业两大类组织类型，一般意义上的服务机构大多是政府机构的附庸而存在——所谓事业单位，基本实行行政化管理，NGO发育不成熟，但各类组织的触角依然延伸到村组街道。）现代意义上的管理发端于工商企业，但政府机关、公共服务机构等非工商组织也在运用现代管理的基本原则和方法来实施管理，所有这些机构都有自己的管理当局、管理任务、管理职责、管理手段等，管理已经成为这些机构的“特殊活性器官”，管理的有效实践促进了这些机构的绩效和功能的发挥。同时，管理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粘合剂与催化剂，现代社会也因为管理的泛化而越来越有组织，有效率，有进步。国际社会也因为管理而联系得更为紧密，宗教没有带来大同，事实上造成血淋淋的割裂，反而管理成为全球可以理解的语言，带来了不同文明间事实上对话与联结，通过经济上的成功，推动了社会的发展。日本社会二战后的腾飞，四小龙的崛起，无不印证了这一切，特别是中国改开以来的巨大发展，虽然主要得益于思想解放和资源开发的因素，但管理，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不那么明显的方法和实践，在推动中国企业从权威型管理走向较科学的管理，进而推动中国社会从封闭走向开放，使中国企业家迅速跟上世界产业发展的步伐，融入甚至引领大多数现代业态过程中，发挥了潜移默化且不可替代的作用。

第二，从管理职能的演变来看，“员工型社会”的出现催化了管理功能的人文化。现代意义上的发达国家，社会成员基本都变成了员工，人们至少为某个机构工作，他们把机构看成自己的衣食之源，机会所在。管理思潮也从注重效率的任务管理、组织管理渐次发展到注重绩效的人际关系管理、员工激励等，进而演进到以人本身为目的的、强调对人的尊重和自我价值实现的人本主义管理。这既是社会对人的价值发现的回应，也是管理者为更好地完成管理目标、实现管理任务之所必须，因为积极实施人性化的管理原则而大获成功的案例比比皆是，如柯氏集团、星巴克、海底捞等等；我们在日常的管理或被管理过程中的感受与体验也充分验证了这一点，现实中有很多成功的管理者，但那些理解人，尊重人，培养人，注重员工的价值发挥的管理者，总会有更多的追随者，也会长时间让人念念不忘（个人案例）。事实上，组织已经成为个人获得社会地位并发挥作用的阶梯，是实现自我和个人成就的场所，某种意义上说，“人”没有因为信仰或革命而获得真正解放，管理的社会化却带来人的价值上的满足和某种程度的自由。

第三，从管理的价值来看，“尚可容忍的社会”的愿景推动管理行为的道德化。实践中，有许多以投资人（股东）需求为导向，把员工当工具的企业，唯利是图、坑害客户、压榨员工，比如以上市圈钱为目标的现代所谓独角兽企业，也至少获得了财务上的成功。我们应该怎么理解或审视这种现象呢？德鲁克给我们示范了更高远的理解，管理应该体现一种价值和信念的追求。组织机构是由人组成的社区，人们因工作的纽带而紧密联系在一起，成为有共同目标的社区，所以仅有“技术主义”的主张是不够的，管理必须处理人性的问题，那就是管理向善，管理为人，管理推动社会进步，人是管理学永恒的主题。社会有善恶之分，社会必须有道德系统，人有自由与平等的追求，作为社会的重要器官，管理也须有崇高的道义追求和价值体现。管理实践不能仅仅追求效率和利润，必须致力于创造和维系健康的组织，把组织建设成关注人的道德、精神、情感和尊严等更高层面的“道德社区”，进而使人能够在其中找到存在的意义。管理的目标不只是简单地让组织得以有效运作，而是要确保一个由有效运转的各类组织构成的社会也能有效。——这也许不是一种管理实践的自然逻辑演进，但必须成为组织管理当局的信念系统，成为所有管理人的共同追求，因为它于自我有利，于他人有惠，于社会有益，于全球无害。所以，某种意义上，我之为人，管理向善，应该成为管理者的一种追求，一种信仰，让管理的社会功能得以充分发挥，也让管理的价值和信念系统成为支撑管理自我价值实现的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