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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读了去年大火的《翦商》，读了之后心情很复杂，有一种空荡荡的感觉，看一切事物都寡淡了。这种感觉只有读《三体》的时候有过，恢宏浩大，遥远无极。不同的是，《三体》是虚构，而《翦商》有很大可能是真实的。

阅读过程中的震撼大概只有余华老师的国粹三连才能准确表达，这本书突破了我的认知次元壁，而作者本人也令我对博古通今、经天纬地之类溢美之词有了最直观的感受，震撼之余，经过一点思考和加工，简单写写自己的想法。

01 凝视深渊的人

首先想说作者的文笔。

我是个肤浅的颜狗，就喜欢以貌取人，看书也是，一本书不管内容如何，首先文字要过关，否则一字一句拖沓别拗，整本书读下来就像受刑。

文笔好不等于舞文弄墨繁饰铺排，我喜欢简约理性的笔触，精准克制，恰到好处，而本书正是如此，有些网友说它不好读，但于我却是很合胃口，阅读起来极其舒适。

作者笔法恢宏，而且善于铺垫和描写，能将几千年前的场景细致而立体地呈现，非常有代入感。读的过程会不知不觉地沉浸其中，像一场全息纪录片，又像一次时空穿梭之旅。

众所周知，这本书以“人祭”为切入点，来揭开那遥远时代的神秘面纱。作者开篇并没有任何长篇大论，而是直接向读者展示了殷商晚期的一场人祭活动。

一座名为后冈H10的祭祀灰坑，在这座灰坑的考古遗址上，作者还原了那令人毛骨悚然的祭祀仪式。

介绍完祭祀坑的基本情况，“然后开始杀人”，如代序所说，我也是从这几个字开始悚然一惊。

“第一轮杀了19人，……接着开始第二轮杀人。这次至少杀了29人……然后是第三轮杀人……”

作者冷静而直白地描述着祭祀坑中尸骨的情形，死者的姿势、躯体残存情况、死者年龄性别、随身之物等等，没有修辞比任何修辞都更有力度，作者的一支笔如摄像机，那些残忍的画面如逝水般平静地流过。

许宏的代序中说，“作者平静地按时间顺序，细致地描述了殷墟祭祀现场发生的一幕幕。这用的可都是我们颇为熟悉的考研发掘材料啊。在那枯燥的和冷冰冰的叙述面前，我们曾‘麻木’地做过‘研究’。”

也许对于业内人士来说，李硕先生的这本书不是专业性最强的，也不是最具权威性的，但个人认为这本书最大的高光点是，它使我们审视历史的视角从天上落到了地上，以往的历史中充斥了太多的神圣，尤其是上古史，有太多偏离人性的道德叙事，而这本书却将历史还给了人，历史是由人组成的，那祭祀坑中的累累白骨都是曾存在于这个世上的鲜活的人，他们的情感不会因肉身的消亡而消亡，他们的痛苦不应因时间的流逝而被漠视，

最为难得的是，李硕先生既为历史赋予了血肉，又没有注入过多的一己之情，他像造物主一样冷静客观地洞察着一切，再将它们不偏不倚地记录下来，既悲悯又理性。

但那段历史过于久远缥缈，书中绝大多数的论断前都是可能、也许、大概，作者在详实的考古资料及古典文献的基础上做出大胆的假设和推论，他在努力地逼近真相，也许这本书与真实的历史交集并不很大，但我相信这是正确的研究方向。

真相如深渊，不能直视，但李硕先生却是真正的勇士，也只有这一腔孤勇与赤诚才能与三千年前的周文王遥相呼应。

我相信这本书中是有周文王的精神在里面的。

作者在后记中说，“还有很多曾经帮助我的师友，这里无法一一列举，他们对我最大的支持，其实是心理上的，让我意识到除了祭祀坑里的尸骨，这世界上还有别的东西。”

我在看到这句话时又泪奔了，写作是一件极费作者的事，尤其是在为某种真实而写的时候。

写《南京大屠杀》的张纯如持枪自杀，写《房思琪的初恋乐园》的林奕含自缢身亡，而李硕先生也在去年被爆身患重病。

面对惨死尸骨的照片，尝试还原人祭杀戮现场，进入杀人者与被杀者的心理世界，我常感到无力承受。这是一场无法解脱的恐怖之旅，犹如独自走过撒满尸骨的荒原。

这皓首穷经、孤独漫长又无比残酷的写作过程未尝不是一种献祭，写作者像篝火一样燃烧着自己，只为在漫漫黑暗之中照亮那一隅真实。

书的最后说，也许人不应当凝视深渊，虽然深渊就在那里。

但他依然做了那个凝视深渊的人。

前一段时间看新闻，李硕先生的病情已得到好转，希望他能够痊愈，安度余生。

02 还是从人祭说起

在殷都存世的二百多年间，商人族邑的人祭、人奠基和人殉坑越来越多。对商人来说，在聚会典礼上杀戮异族，不仅仅是给诸神奉献祭礼，也是让围观者获得精神刺激和满足的“盛宴”。比如，多处人祭坑留有蓄意虐杀的迹象，尤其当人牲数量不足，献祭者还会尽量延缓人牲的死亡，任凭被剁去肢体的人牲尽量地挣扎、哀嚎或咒骂。这种心态，跟观看古罗马的角斗士表演有相似之处。

第二十一章 殷都民间的人祭

读至此处我心中一阵恶寒，突然想起了小时候看杀年猪。

我的童年在北方农村度过，那时候几乎家家户户都会养猪，过年时会集中杀掉，此时“看杀猪”便成为我们休闲娱乐活动之一。

我常常会和小伙伴一起到杀猪场看杀猪，一块大石案，肥猪被搬上来，它的四脚被捆绑着动弹不得，只能直着嗓子嚎叫，屠夫将脸盆放在地下，一刀捅进它的咽喉，热血喷洒，迅速灌满脸盆，嚎叫声如刺破的气球，尖利喑哑，很快没了声息。

被杀掉的猪披成两半悬挂，取出内脏分类，用烧化的沥青去毛，再将肉分切成块，一套流程下来，淋漓畅快，有着血腥的美感。

作为一个孩子，目睹这样的场景不能说不害怕，但越害怕越是想看。想看的不仅仅是杀猪，还有等着被屠宰的猪，它们被捆绑着在地下躺成一排，有的尖声叫着，有的叫累了小憩片刻，有的甚至挣脱了绳索“越狱”逃跑，每当有猪跑掉，便会引来一群人去追，“逃犯”被再度抓获，无比绝望地尖叫，当死亡的恐惧在猪的脸上被无限放大时，每个人都兴奋起来。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商人的祭祀残忍血腥且盛大，正如童年时的我们暗戳戳地期待看杀猪一样，商人也对人祭充满了热情，自信残暴泯灭人性是其民族性格的底色：

周文化和商文化很不同，族群性格也差别很大。商人直率冲动，思维灵活跳跃，有强者的自信和麻木；周人则隐忍含蓄，对外界更加关注和警觉，总担心尚未出现的危机和忧患。这是他们作为西陲小邦的生存之道。

我曾经为写一个关于杀手的故事查过冷血精神病（Psychopath）的资料，冷血精神病是一种缺乏正常人类情感的性格障碍，患者大脑不能理解情感，却很擅长模仿和利用情感。他们自私、毫无同情心、毫无忠诚度而且非常自恋。他们行为模式异于常人，越是暴力事件越能沉着冷静，对于残酷性的免疫力非常强。

用冷血精神病来概括商人的民族性格特质十分贴切，他们生而残暴，或者说在残暴的环境中渐渐麻木。

而所谓“正常的人类情感”只是相对的，对于商人来说残暴冷血才是“正常”，而我们如今所谓的“正常”或许正是周人所创建的——

西周遗址也更符合后世人观念里的“正常”标准：人死之后，安静地躺在属于他（她）自己的或大或小的墓穴里，有或多或少的随葬品陪伴，但不再有为他（她）献祭的大量尸骨。更严谨一点说，后世人的这种“正常”观念，正是周人开创的。

第二十七章 诸神远去之后

看到这里我不禁打了一个寒战，在那一瞬间仿佛看到了极其可怖的真相——也许嗜血与残暴才是我们的本性，才是我们深藏在骨髓里的真实情感，而所谓的“正常情感”只是被定义、被强行改写的，只是掩盖本性的遮羞布而已。

人的残暴不只存在于一族一时，很多古人类文明，比如阿兹特克、玛雅文明都有人祭的遗迹，古罗马的角斗士，欧洲富有展示和仪式性的十字架和绞刑架，还有中国人自古以来都喜欢看的斩首示众。

进入现代文明，当我们彻底遗忘了那些黑历史后，却依然津津有味地观看着血淋淋的杀戮并从中感受到恐惧的快乐，即使我们只是不谙世事的孩童。

这本书与深埋黄土下几千年的白骨一样，是一面镜子，让我们得以拨开迷雾照见自己陌生的形象。

03 更苍茫的未知

有位网友说：

对于那些暗黑史倒并不惊讶，而是惊讶于某种转变，书中说周公让尘世远离宗教与神鬼，这种转变的剧烈比那些神秘的仪式更神秘。有些事是莫测的，并不因为考古的更进一步而能得到理性解释，这属于更苍茫的不可知的部分。

其实这位网友的困惑我倒可以试着解答，《翦商》一书重点描述的周人的“翦商大业”，可大体分为三阶段——

第一阶段为文王时期，为翦商事业的萌芽与酝酿期；第二阶段为武王时期，是翦商事业的真正落地期；第三阶段是周公时期，是翦商事业的巩固与完善期。

网友所惊讶的“某种转变”即第三阶段的周公时期，周公的收尾工作做得十分漂亮，不仅用分封制瓦解了商人的残余势力，巩固周王统治，而且废除了存续了上千年的人祭传统，并销毁了中华文明残暴嗜血的黑历史，彻底改写了中华民族的性格基因。

（其他民族的）人祭宗教及角斗产业的消亡，都源于外来文化的干预。罗马人后来皈依了基督教，传统的阿兹特克宗教被西班牙殖民者的天主教所取代，殷商则与之不同：周灭商后，人祭被周人消除，但周人并未开创一种新的宗教，而是采用世俗的人文主义立场，与极端宗教行为保持距离，不允许其干预现实生活，所谓“敬鬼神而远之”。这奠定了后世中国的文化基础。

引子

说得更通俗一点，其他民族人祭宗教都伴随其它宗教的兴起而灭亡，属于用魔法打败魔法，而殷商则不同，周人用唯物主义思想令神权退场，这创造性的举动，这让中国的文化因过于“早熟”而成为古文明中的异类。

有多早熟呢？大概也就比其他的人类文明早了2500年吧。

其他人类文明中神权和贵族政治的退场，都发生在公元1500年之后，比如著名的文艺复兴运动。

欧洲大陆上，中世纪存续了近一千年，中世纪的欧洲“政教合一”，人民处于教权和王权双重压迫下。中世纪晚期饥荒、瘟疫和战争无处不在，黑死病夺去了无数人的生命，正是在最黑暗的时刻，一批伟大的启蒙思想家掀起了“以人性反对神性，以人权反对人权，以自由平等反对封建特权”的思想启蒙运动。

文艺复兴运动推动了世界文化的发展，促进了人民思想的觉醒，开启了欧洲国家现代化的征程。

但丁、薄伽丘、彼特拉克、达芬奇、米开朗基罗、莎士比亚等皆是为我们所熟知的启蒙思想家、艺术家，是他们与那个时代渴求个性解放、追求个人尊严与价值的人民大众共同创建了“以人为本”的现代人文主义精神。

我想，以此类比，足可以解答那位网友的疑问，所谓周公改制，并不是周公一人之力，所谓转变也不是一时之事，那是一场发生在2500年前的思想启蒙运动，那是一场旷日持久、轰轰烈烈且民心所向的思想大解放。

周公改制的起源并非周公，若要追溯其源起，我想应该是周文王，甚至更早。

但那段历史没有那么多确切史料，在揭开迷雾的过程中或许会穿越更浓重的迷雾，但不妨碍我们可以试着假设一下。

04 和平安宁的另一面

当周人以后稷（谷神）为始祖时，当周人先族“窜于戎狄”在关中以北的山区辗转求存时，他们的民族性格已然形成——

自始祖后稷以来，周族一直有谨小慎微的自我保护意识。周是小族群，生长在羌人为主的大环境里；自命姬姓，以显示自己和羌人不同；未参与西土族群抵制商朝的战争，而是躲进山地，远离冲突。他们知道和强者保持距离才是最好的生存之道。

十五章 周族的起源史诗与考古

周人曾生活过的碾子坡遗址被发掘，被作者称为“安宁部落”，没有人祭和人殉现象，墓葬甚至没有明显的贫富差距，下葬的尸骨都基本完整，没有暴力因素，非正常死亡现象也很少。

周人的和平基因此时已然写就，但若以此认为他们就是一群弱小怕事只求自保的人那就大错特错了，这个西土边陲的弱小部族的内核却有着不可想象的强大能量。

在平静地生活了三百年后，古公亶父带着部族从山中走出，迁居周原，与强大的商王朝建立了联系。

在作者的大胆推测中，一向和平宁静与世无争的周人充当了商朝的爪牙，族长季历（文王之父）担负起了为商王室抓捕羌人（用于人祭）的工作，这一残忍无道的工作周人一干就是几十年，直到季历不明原因死去，于是周昌（文王）继承了父亲的缺德事业，直到他年过半百，直到他身陷囹圄，直到他失去了长子伯邑考，周昌这才撕碎了一脸恭顺，翦商大业初露端倪。

周人是复杂的，然而后世的史料中却留下了大量扁平化、漫画式的道德叙事文献，这些文献倾向于将商的覆灭归咎于纣王的残暴和失德，周人因其仁德而人心向背才取商而代之。

《史记》里的夏商往事，大多叙事过于程式化，或者说，其中的古代圣王往往言行幼稚，不近实情，如同写给儿童的启蒙故事。战国诗人屈原也深感古史中的经典叙事难以让人置信，所以他才在《天问》中抛出一连串质疑。

第二十四章 西土之人

周王朝的发展史比被其埋葬的商王朝更加难以琢磨，当考古学家掘开地层，发掘出那被删除中华民族的黑暗记忆，才从另一个角度看到周王朝不同寻常的一面。

周文王习惯展示自己的文德，而自称“文王”，但真实的文王不止于此，他恭顺地为周王朝效力，并随商王四处征伐，做其刽子手成为其爪牙，甚至在长子伯邑考被献祭之后，依然隐忍求存，他的内心坚定而强大，以一己之力暗暗启动了翦商大业，这正义而疯狂的举动。

在后世的认知中，以周代商犹如水到渠成，是万众民心所向，其实不然，周之所以代商，实乃以暴制暴。

为了颠覆这个黑暗的王朝，周文王费尽心力，死而不已。当箭在弦上，继承人周武王别无选择，只能在父亲铺就的这条末路上狂奔，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周人不好战，但是善战，后世诸子百家的战争论中经常可以看到诸如，“以有道伐无道为天理，必能胜”的说法。可现实不是思想道德手册，“流血漂杵”的牧野之战并不是以有道无道来决胜负，而是以暴力和阴谋。

周武王赢了，不是因为《封神榜》中诸多神仙助阵，也不是如后世的道德文章中的“以有道伐无道”，而是因为周武王比残暴的商人更加残暴。灭商之后，周武王举行了比商人更血腥、更恢宏的人祭，周人报复性地捣毁商王室墓穴，将繁盛的殷都夷为殷墟。

在翦商的过程中，武王自己也完成了商化。

第二十五章 牧野鹰场

屠龙少年终成恶龙。

05 自胜者强

灭商后的第二年，不堪重负的周武王离世，幼子即位，是为成王，于是开启了周公召公共同辅政的时代，周武王的弟弟周旦成为周王朝的实际掌权者，即我们熟知的周公。

与周武王相比，周公旦显然是更加合格的周文王继承人。

道德经说，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

周武王属于前者，而周文王与周公皆属后者。

我是谁？我们如何认知自己？

这个问题对于其它生物来说可能并不复杂，但对于人类却大不一样，自从人类在流水中看见自己的倒影，有了自我认知之后这个问题便与人类文明的发展如影相随。

商人崇信神灵而漠视生命，商王朝信奉“上帝”、各种自然神以及先王先妣，他们举行大规模祭祀活动，以求得诸神庇佑，牧野之战大败之后，商纣王于鹿台自我献祭。

纣王焚身而死，后世人大都将其理解为一种走投无路的自绝。其实，按照商人的宗教理念，这是一场最高级的献祭——王把自己奉献给了上帝和祖宗诸神。商朝开国之王成汤（天乙）曾经试图这样做而商纣王则首次实践了它。

纣王曾给诸神贡献过王族和方伯，现在他贡献了自己，带着人间最珍贵的宝玉升往天界，成为具有上帝神性的“帝辛”，然后，他自然要给叛逆的周人降下灭顶之灾。

第二十五章 牧野鹰场

就像许多宗教以此生修来生的观念一样，商纣王以自己的生命换取对周人的至高诅咒，他漠视他人的生命，同时也漠视自己的生命，他崇信神力而不相信人力，他笃定地认为自己的献祭一定会令诸神降临置周人于死地。

这一行为极具震慑力，周武王在攻入鹿台之后“斩杀”了纣王的尸首，以禳解纣王的诅咒，之后武王又举行了比商王朝更大规模更疯狂的人祭，以求诸神原宥，并祈求从商王朝那里接管对诸神的解释权。

但周武王没有听到神的声音，灭商之后的周武王一直生活在疑惧之中，不久便一病而终。取而代之的是周公旦。

周人外柔内刚的性格基因已传承了数百年，周公旦继承了这一强大的精神内核，与周文王一道成为这场伟大启蒙运动的启蒙思想家。

周文王刻意模糊了商人的“上帝”观念，并将其改造成对“天”的崇拜。在他们的史诗和领袖的讲话里，上帝和“天”成了可以互相替换的概念：上帝是天，天也是上帝；上帝的命令是“天命”，上帝的关注就是“天监”。

书中还把周文王与摩西相类比：

在《圣经·旧约》里以色列长老摩西带领族人逃出埃及之后，多次获得犹太教上帝的当面指示，使以色列成为上帝的立约之民，把族人带往上帝的应许之地。文王周昌自殷都返回之后，则把商人的上帝阐释成普世的上帝，从而使自己成为上帝在周族和人间的代言人。

这两位通神者都改变了各自的文明；所不同的是，摩西是把上帝和特定族群绑定，文王则是解除上帝和特定族群的绑定。

而周公则更为大胆：

周公还重新定义了“德”的概念。在周公这里，“德”已不再是《尚书·盘庚》里商人的那种无原则的恩惠，而是所有人生活在世间的客观道德律，如孝悌长幼、中正恭逊、宽宏温直等。上帝只保佑有“德”之人，也会替换掉那种没有“德”的君王或王朝，以有德之人代之。

周文王与周公请诸神一步步走下神坛，使被神庇佑的权利一步步扩大化、普世化，神不再是专属于某一宗族某一特权的人，神也不再带有功利性，它并不只服务于祭祀过它的人，而是普泽天下，降福祉于众生。

这创造性的观念使民众看见了自己，他们不再是国家机器的一部分，不再是特权的牺牲品，不再是与物无别的殉葬品，而是我，可与天合一的“我”。

周武王战胜了无比强大的商王朝，却无法突破自己内心的枷锁，而周公旦，却肩负着周人几百年的探索的结晶，坚定地向前。

我就是天，天就是我，合于天，则万物寂。

周公把商人的邪僻残暴连根铲除，他承载着周文王的“天”，并与天合一，找到了本真的自我，这才是真正的强大。

周公的新政并不新，它是周人数百年生存智慧的总结，周人并不单纯也不懦弱，与商王朝相比，周人更加成熟沧桑，他们隐忍、智慧、果敢并且有着不亚于商人的勇猛与疯狂。

如果说商王朝是好勇斗狠的少年将军，而周族则是历尽磨难的退伍老兵。

周公除了拘谨保守、彬彬有礼的刻板印象之外，还有着杀伐决断、翻云覆雨的一面，他承受着一整个时代的暴力，却将其化为温情留存于后世，正如从沙场归来的老父亲温柔地抚摸着出孩子们的脸。

周人毁掉了能毁掉的一切，他们重启了华夏文明的服务器，创建了截然不同的华夏新文明。但这一切都隐入迷雾之中，比失落的殷商文明更加难以打捞，正如书中所言：

周公这一代人承受的负担，沉重到无法载入文字。

06 东方的“文艺复兴”

商周易代是中华文明的重大转折，虽转变之巨大之剧烈，但并非不可想像。

首先，周文化之久远不亚于商，周人内核力量之强大更甚于商，加之商王朝过度强大自信，导致贵族内部人心离散，周人最后的胜利并不难理解。

其次，灭商之后的重大转折并非周公一人之力，包括后世所公认的“周公之礼”也并非周公所制。

周公当政时最关注的是新兴周王朝的各种军政大事，如废除血祭、拆分商人和大分封等，还来不及注意过于细节的层面，所以礼乐制度实则是在西周朝逐渐积累和规范起来的，到春秋乃至孔子的时代都还在继续发展。

第二十六章 周公新时代

可见周朝废人祭推新政很得民心，做一个“正常”的人，不想杀人也不想被杀，这应当是绝大多数人（包括商人）的共同想法。

但总有例外，书中还提到了“殷顽民”，零散的商人聚落和商人大量聚居的地区（如宋国），以及未经过周朝征服的商人方国（如史氏薛国），都存在着人祭遗踪，但经过一两代人的顽抗，人祭现象最终还是消失了。

但殉葬却一直流传下来，“和基于原始宗教向神奉献的人祭与人奠基不同，用人殉葬是一种更为个人化的思维，富贵者希望把妻妾和奴婢带到彼岸世界继续侍奉自己，所以人殉在古代一直不绝如缕，直到清代。只是稍为幸运的是，后世的人殉规模已经远不如商代。”

书中对周公新时代建立的阐述，摒除了怪力乱神与道德叙事，合乎人性与逻辑，可谓正本清源。是周公以及那个时代的民众共同缔造了华夏新文明，那是一场发生在2500年前的思想解放，随之而来的便是文艺复兴。

春秋时期孔子编辑“六经”，继承了周公的事业，实现了周公的目的：掩埋真正的商文化，用重构的道德历史建构华夏文明起源。

周公在事实上扭转了历史进程，改变了人们的认知；孔子则把这一切文本成果汇总起来，形成盖棺定论的“六经”经典，传递给后世：华夏文明的源头就是如此，再无其他。

可以说，“六经”是截至孔子时代的符合周公精神的华夏世界社会历史知识的总集，不仅是儒家学派的基石，也是传统时代的人们了解商周及更早时代的几乎唯一信息源。换句话说，“六经”决定了华夏新文明独有的内核与特质，是华夏新文明的源代码。

尾声：周公到孔子

诚然如是，但对于作者对诸子百家的说法，我略有不同的见解，书中说：

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争鸣，还曾先后出现道、墨、法、名、兵等学派但它们所拥有的古典知识根本无法和儒家相提并论，何况其对上古历史的认识也只能来自儒家“六经”，因此，即使对儒家理论有所不满也无法脱离儒家知识走太远。

如果说墨、法、名、兵等其它学派出自儒家我是认同的，但道家应在此列之外。

个人认为，道家思想直接承袭于《易经》，是对周人精神内核的全方位表达。

《易经》被称为群经之首，广大精微，包罗万象，是中华文明的源头。它是对万事万物规律的总结，并以此占卜和预测未来之事。

商人以龟甲占卜，向诸神询问问题，诸神的回答就会传递到甲骨的烫纹上，占卜者再将其解读出来。周文王曾对此极度痴迷，他极度想获得商人与天神沟通的能力，他也曾暗暗演习过甲骨占卜。

后来在羑里牢狱中，周文王却用草棍演算八卦，并将其推演为六十四卦，之所以放弃甲骨占卜而选择六十四卦，不仅仅是因为材料的限制，其中更有深层次的原因：

甲骨文的这些刻辞不太复杂，背后的原理也很简单，基本不涉及事物的因果关系……但六十四卦则与此不同，它的原理更复杂。它认为，世间的一切并不都是由神直接决定的，而是各种事物会发生互相影响并形成一种因果发展的链条……而且，事物的因果关系不会只有一种模式。在某种环境下，甲是乙的原因，而在另一种环境下，则可能变成乙是甲的原因，甚至原本没有因果关系的两个孤立事件，在另一种时空环境下也可能会发生联系。

第二十章 翦商与《易经》的世界观

这正是唯物主义辩证法，在神权当道的世界，周文王能穿透重重迷雾直指世界本源，这种认知能力叹为观止，周文王何以有如此高维度的思辨能力，我想，最大的原因就是忧患。

因为一生都处于商王朝的压制之下，他饱经忧患，他隐忍了太久、思考了太多，可能从几代人之前，周人就在摸索着颠覆殷商的破局之法，翦商的意识可能已隐隐地在周人的血脉中流传了几代人，直到周文王时才彻底觉醒。

书中写道，周文王创作《易经》的目的是：研究各种事物背后的因果联系，最终建立一套翦商的理论和操作方法。

前一句是为后世所广泛认可的，后一句则是石破天惊之语。

个人认为后一句才是重中之重，周文王被商纣王囚禁，生死难测，他却在狱中不顾一切地推演六十四卦，他不是自娱自乐消磨时间，也不是思考人生研究哲学，而是在寻找破局之路，一切思想理论的问世必有其实际意义，更何况是那样危机存亡之时。

《系辞》对《易经》（文王卦爻辞）的来历有个推测，认为它是殷商末期周族兴起时的产物，内容主要是周文王和商纣王交往的事件，所以充满了危机之辞，所谓：

《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是故其辞危。

此外，《系辞》还认为《易经》的作者充满了忧患之情:

作《易》者，其有忧患乎？

在《系辞》中，孔子已感受到其“辞危”其“忧患”，所以《易经》绝非一部供人无事清谈的哲学书，也不是解决寻常家事的算命工具书，这是一部在绝境中寻找破局之路的答案之书。

虽然前路莫测胜算渺茫，但周文王从来没有丧失信心，他不是毫无根据的迷之自信，而是他已掌握了制胜的钥匙，这把钥匙就是“易”：

一种被称为“易”的思维方式：世间的一切都不是永恒和持续不变的，它们都可以有另一种相反的存在形式，一切也都可以颠倒重来一遍。否，颠倒重来就是泰；损，颠倒重来就是益…… 一切事件的发展过程，都可以“倒放”一遍，从终点回到起点。这意味着，一切皆有可能。

“易”有三训，一为简易，二为变易，三为不易。

周文王从纷乱的现实中看见大道至简，看见天道往复，看见天道永恒。

摒除一切邪僻之辞，从上帝视角审视人间，以高度的实践精神，提炼出至高的生命哲学，这就是周人突破困局的最有力武器，也是周文王的自信之源。

当然《易经》很隐晦，关于这本书中所解读出的部分不敢妄加评判，也许是对的也许不对，但一定是有其实际的使用价值的，像兵法一般，能对周族的发展与规划起到重要的指导意义。

后世与其一脉相承的著作，私以为是《道德经》，老子的时代已是东周早期，周王室东迁，王权式微，西周建立起来的礼乐制度已出现了崩坏的苗头。

老子不必再如周文王那样遮遮掩掩，而是将《易经》中的天道思想大加阐述，《易经》中的主要思想在《道德经》中均有体现，包括哲学理论、天体物理、治国理论、政治、兵法、生命科学、养生之道、心理学等各方面。

《道德经》的主旨是天道与王道。

天道即是《易经》中的阴阳之道，万事万物永恒不变的盛衰消长之道，王道则是将天道思想应用于治国安民。

王，上面一横为天，中间一横为人，下面一横为地。中间一竖为通达。能够通天彻的统人者谓之王。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这些都是被设定好的恒常法则。而“王”则要掌握这一法则，并教化于天下。所以，周朝之王自称“天子”，其为天之子，通天彻地，法天而行。

正因为诸侯坐大，王室倾危，老子才反复地重申着“王道”，《道德经》是写给天下掌权者的王道之书，也是警示诸侯遵循礼制莫违天道的书。

从这一方面讲道家与儒家的主张差别不大，私以为，道家与儒家最大的差别在于，道家呈现的是周文王强大的外在力量，而儒家则是其强大的内心力量。

道家以审慎客观的态度体察万物，揭示天道往复生生不息的自然规律，并以此为基础概括出治国安民的王道思想。

无为而无不为，道家思想虚无但并不是没有实际意义，相反，道家思想理论可实践性极强，且展现出极其强硬的政治手腕，与周文王、周公的行为十分吻合。

故大国以下小国，则取小国，小国以下大国，则取大国。

《道德经》第六十一章

其中的“下”并不是指处于下位或谦恭，而是道之所在，就如万有引力，它就在那里，万物都会自空中自然而然地下落。“取”并非单指土地、文明的兼并，而是指必然的历史发展规律，天道运行必然要以文明取代野蛮，以礼制取代暴力，周人灭商即顺应天道法则，周虽小国，但道之所归，所以必然将取商而代之。

除了理论道德经还很注重实践，周文王悟出了天道运行的规律，但下一步怎么办，坐在家里静等着天道把商王朝消灭了吗？显然不是，道德经中还展现出了不一般的军事思想。

《道德经》中有很多章节专门讲用兵之道，后世兵家思想与之一脉相承，比如《孙子兵法》就深其受影响，其战略战术主要理论来源即出自《道德经》。

但老子并不主张用兵，“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还。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道德经》第三十章）

军事的本质就是以暴力来强化统治者的自我意志，正如强大的商王朝，其祀与戎展现的皆是商王一人的意志力。

但是《道德经》中却并不放弃使用武力，“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道德经》第五十七章），以兵治已乱，以道治未乱，即能以道正天下，又能以兵克奇复正，则无所不克。

《道德经》中鲜明地表达了“以战止战”的军事思想，这也是自周文王以来传承在中国人骨子里的思想，战争的目的是为了和平，为了使天下恢复秩序。

后世历朝历代民众心中都有着“大一统”的追求，秦始皇一统天下终止了国与国间的征伐，奠定了之后中央王朝“朝贡体系”的模型，中国历代大一统中央王朝不管再强大也从未主动发动过侵略战争，从未殖民过弱小邦族，其思想来源即在于此。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谋。其脆易泮，其微易散。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道德经》第六十四章），治国无非戡乱（周文王、周武王）与治平（周公），老子认为治平比戡乱更难，灭商之后如何稳定局势，周公做出了英明的决定——分封诸侯，瓦解商人势力。

老子的“小国寡民”治国理论为众所周知，但要明白，小国寡民是对外的，“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指的是诸侯国，而不是周王室，

周王室要强大，无为而无不为，周王要强大，内圣外王，如此才能政通人和，并辅以强大的军事力量，保国安民。而诸侯国则小国寡民，在周王室建立起的完美制度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怡然自得，忘记其他国家的存在，忘记统治力量的存在，也忘记自己的存在，像一株花、一棵树一样安享着阳光雨露，度过自己的一生。

于是经常会在《道德经》中看到明显的“愚民”思想，“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多智。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道德经》第六十五章）

所谓“智”就是人的知识，很多人认为老子的思想“反智”，其实他就是“反智”，它反的是“人之智”，以天道观之，人的智慧是极其有限的，正如我们平时生活中经常见到一些人张口闭口大谈国家大事，仿佛有经天纬地之才，但如果真要让他去治国，他能做到吗？

在天道面前任何人的“智”都是愚蠢可笑的，既然如此，何不多多关注自己，把时间和精力投入到自己身上，过好自己的生活比什么都强。

写到这里我突然感觉到周文王就像一位父亲，他把天下人都当作自己的子女，他以一身筑起一道墙，抵挡着狂风暴雨，他承担起所有，却不想子女吃一点苦，他说，你们什么也不用担忧，什么也不用想，只好好做自己，享受自己的人生就行。

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道德经》第二十八章），何谓“知白守黑”，河上公注：白以喻昭昭，黑以喻默默，人虽自知昭昭明白，当复守之以默默如闇昧无所见。

周文王安于暗昧，默默无言，他承受着无边的暴虐与罪恶，却坚信着光明与希望。他匍匐于商王朝淫威之下，做尽了卑劣之事，受尽了屈辱，但他坚信晦暗乃光明之本。土之为瓷，土污秽灰暗，瓷光滑洁白，卑劣处衍生大义，黑暗中衬托光明。

哪怕是在至暗时刻，哪怕一身难保之时，他也依然如此坚信着，鞠躬尽粹，矢志不渝。

周文王内心的执著与坚守被孔子所继承，是儒家思想的根源。

与道家相比，儒家并没有很落地的方法论，对治国安民没有建设性理论，主要强调礼制和阶级观念，不同身份不同阶层的人要穿什么衣服行什么礼住什么房坐什么车，生老病死婚丧嫁娶都要遵循特定的礼仪等等，以此来维持秩序，维护周王室统治。

但结果我们都知道，礼崩乐坏，孔子在得闻季氏八佾舞于庭后，怒斥道，是可忍孰不可忍。

孔子的一生都在四处奔走，呼吁礼制的恢复，个人认为，孔子最伟大之处并不在于对礼制的持守，而在于其对持守的坚持。

春秋时期，社会开始动荡，诸侯之间的兼并战已拉开帷幕，此时礼制的崩坏已成必然趋势，或者说，礼制崩坏是诸侯间心照不宣的需求，他们需要混乱，需要将水搅浑以谋求私利，但孔子却周游列国，苦口婆心地宣扬着礼乐之道。

知不可为而为之，正是儒家思想内核所在，周文王身陷羑里依然追寻着微乎其微的希望，明知不可为，他也毅然前行。

周文王没能看到商王朝的覆灭，但他坚信它一定能实现，孔子终其一生没能复兴礼制，但儒家思想光耀千年，引领着中华民族的再度复兴。

他们之所以在毫无希望的时刻仍然坚定前行，是因为内心的持守与坚定，他们相信黑暗的尽头必是光明，不管这黑暗多么漫长多么绝望，这是儒家思想热烈的种子，它养育了一代代仁人志士，他们共同筑就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内核，撑起了中华人民的精神脊梁。

道家思想开拓了人精神境界的宽度，而儒家思想则撑起了人精神境界的高度。

有周一代先人们以其无与伦比的智慧、勇气、魄力与无数鲜活生命的牺牲和献祭开创了华夏新文明，翦除商王朝暴戾之气，开创一派清明之境。

当淡淡的阳光穿透晨雾洒向原野间的纵横尸骸，近六百年的商王朝已经终结。太公则在那个黎明变成一只鹰盘旋在牧野上空，而积云散去的清晨，自此被周人称作“清明”。

维师尚父，时维鹰扬。凉彼武王，肆伐大商，会朝清明。(《诗经·大雅·大明》)

第二十五章 牧野鹰场

诸子百家是真正的文艺复兴，百家著作关照着家国世人的方方面面，与《道德经》一脉相承的《黄帝内经》诞生了，《黄帝内经》承载《易经》《道德经》天地阴阳的基本理论，以朴素自然唯物主义为基础，并兼容儒家“仁爱”思想，展现了集自然、生物、心理、社会为一体的“整体医学模式”。

《黄帝内经》被后世尊为“医家之宗”，几千年来关照着中华民族的生命健康，为中华文明的发展保驾护航。

善者，生之、蓄之、成之；恶者，杀之、伐之、毁之。

以《易经》始，群经百家无一不体现着向善向生的思想。上以治民，下以治身，使百姓无病，中华新文明处处都体现着对一己之身的关注，求生求长寿，有着对生命的无限渴求。

深根固柢，天长地久的思想被深深刻入中国人的基因之中，他们不再无端杀伐，他们自得其乐，生生不息。

这时再回望那遥远的历史，仿佛看见从战场归来的父亲，他放下枪，用粗糙的大手抚摸着孩子们的头，轻轻地说，一切都过去了，好好活下去吧。

是的，我从中华文明的古老典籍中只读出了这四个字，好好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