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去年。广州。一发小约我吃晚饭。
吃前，发小去银行门口的柜员机取钱，发现卡槽里塞着一张银行卡。
想必是上一个取钱的马大哈留下的。
不放心把卡留在ATM机，又不知道怎么联系失主，这时见到旁边的银行营业大厅虽然关了卷闸门，但里面还有灯亮着，心想应该还有人办公。
于是想着把卡放在柜台上。
无奈铁闸门离柜台的距离又有些远，手完全够不到。
把银行卡扔进去吧，怕掉到地上没人发现，当然也怕监控拍下这一幕产生不必要的误会。
于是在门外等了好一会儿，直到见到一个男子从里间出来，喊了他，告知实情，并把银行卡留下了，这才放心地吃饭去。
不过是求个心安。
2
汶川地震那会儿，很多单位都组织赈灾募捐。
领导B当然也捐了，捐的金额是单位的“平均数”。
后来听某同事说起，才知道领导B那次并不止捐了“平均数”，而是私下又跑去了外面的募捐点，不留名，给灾区加捐了5000元。
有一次跟领导B外出办事，在车上聊天，我无意中提起这事，问B，B表情平静，说——
那会儿天天看电视直播，看到灾区的受灾情况和灾民的惨状，自己也想尽一点力。但单位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很微妙，做“出头鸟”总不太好——别人都捐三五百，我捐太多不合适——所以就自己跑到外面补捐了一些。
作家梁晓声说：善良不是刻意做给别人看的一件事，它是一件愉快并且自然而然的事，就像有时候，善良就是为了心安理得。
3
上周办公室来了一位曾在某调查机构工作的P，听TA说起一件事。
P当时所在的调查机构是一个民间组织，并无财政支持
——确切地讲，该机构是不以盈利为主要目的的，只为服务社群，为百姓发声，起的是百姓与政府的沟通桥梁的作用。
机构里是一群很有奉献精神的年轻人，且都是专业人士，如社会学的硕士，统计学的博士以及律师等。
有一次，某单位提出某“公用产品”的涨价方案，这个调查机构就接受了群众的委托，针对涨价方案做了一个调查，结果出来的数据（当然包括涨价方提出的成本数据）与对方提出的有很大出入。
该单位知道后，立马派了人来，与P所在调查机构的负责人“协商”，目的自然是叫他们不要把报告公开或上呈——其中少不了威逼及利诱。
但是，被负责人果断拒绝了。
之后，报告还是上呈了相关部门。
P说，其实他们也知道，即使发现了事情的真相，但以他们的资质、资源、权力，未必能改变得了什么——换句话讲，无论他们妥协与否，对事情最后的结果影响都不大——但他们还是选择不妥协，因为如果不这么做，他们过不了自己。
我想，P说的“过得了自己”，就是明知道改变不了什么，但依然坚定地，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情。
4
善、恶向来不是一个遥而远之的大词。
想起那一次，我和一个朋友去吃露天大排档。
吃到半路，发现离我们四五米远的一个躺着睡觉的乞丐坐了起来，然后面无表情地盯着我们桌上的食物。
朋友见了，马上叫老板打包了一个河粉，然后把河粉送到了乞丐的手中。
这个过程中，朋友没有对乞丐说一个字。乞丐也只字未言，接过河粉就吃了起来。
一切发生得自然而然。
不过是朋友在那一刻萌发的恻隐之心。
是一方需要，另一方能满足这一方的需要，于是尔予，我取。而感激，感动，都藏在心里。
我们绝大多数人都是普通人，没有一锤定音的话语权，也没有一呼百应的影响力。
活在世间几十年，也不过是求个心安。而这求心安，其实是觉醒的良知。
王阳明的《传习录》里有写：
良知者，心之本体；
心者身之主也，而心之虚灵明觉，即所谓本然之良知也；
又说：夫良知即是道，良知之在人心，不但圣贤，虽常人亦无不如此。若无有物欲牵蔽，但循着良知发用流行将去，即无不是道；
可见，良知即心之本体，良知即道，而一时之所谓恶，不过是良知被各种欲望蒙蔽了而已——即使是十恶不赦的杀人犯，也会在某一刻见到某人（如父母、恩人）时痛哭流涕，悔恨交加，就因为良知也在TA的心中。
所以，良知一直都在，它是将心比心，是于心不忍：
扔垃圾时，想着夏日炎炎，清洁工不容易，自己多走几步，他们或许可以能少干那么一点点；
跳广场舞时，想起或许一些上夜班的人还在休息，就自觉地调低音量，或者干脆把跳舞的地点挪回自己家里；
去旅游时，因兴之所至，想留下“在此一游”的“墨宝”，想着别的游客看到你的“作品”时的无奈与愤慨，继而停下蠢蠢欲动的手；
又如《极限挑战》里，男人帮在公园玩游戏。黄磊看到湖里有一个矿泉水的瓶子，便顺手捞起来，并适时倡导：日行一善。
……
总之，心之所至，行便有所动，或有所止；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所欲彼不欲，亦不施于人；
用有限的力量，去做自己当做的，只为求得一份心安；
这有所行有所止，这勿施于人，这心安，皆是良知，皆是善。
我是悟恩，愿你，我，勿忘心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