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亲历浙江大学西迁史的百岁学长王灵芳泰和之行
3月底的寒风春雨里，在江西泰和县凯莱大酒店的大堂迎来了一位传奇的百岁学长王灵芳。80年前，她亲历浙江大学西迁江西泰和，就此结下了一世情缘。
老学长身体硬朗，精神矍铄，手拄拐杖，从沙发上站起身来，略显激动的与提前从南昌赶来迎接的江西校友会会长王明善一行握着手：“那时，我常在赣江里游泳……”见面第一句话让我们有点惊讶，100岁的老人居然对80年前的事情记忆深刻，可想她对泰和是多么的魂牵梦绕啊！老人刚下飞机，需要休息，于是我们将老学长送进了房间。
王灵芳1918年出生于江苏南通，1937年考入国立浙江大学农学院农化系，1941年于贵州湄潭毕业，可以说她亲历了浙江大学的整个西迁过程。
晚上，浙江大学湖北校友会会长姚革非播放了他们为王灵芳学长制作的专题片《漫漫求是路，一生浙大情》，片子里介绍的一些情节让我们深受感动。一是在竺可桢校长的日记里，从1938年至1941年间共有6次提到了王灵芳的名字。当年，老学长是一位优秀的学生，成绩好，积极参与学校组织的活动，如话剧表演等，积极宣传抗日。二是老人收入不高，一生过着简朴节俭的生活，却在2013年向 “浙江大学竺可桢教育基金”捐款10万元，这是老学长多年的积蓄。据悉，此前她曾多次向母校捐款。
“我用5块钱就读完了大学，心里感激的很啊。”当年老学长的家乡江苏南通已被日本人占领，处于沦陷区的父亲给王灵芳写了封家信，里面夹带了5元钱生活费，父亲担心战乱时期女儿收不到信和钱，同时也给竺可桢校长写了封信，希望校长能在经济困难时帮助女儿读完大学。竺校长收到信后立即派秘书找到了王灵芳，悉心询问她生活上是否有困难。考虑到学校里有很多来自沦陷区的学生，他们可能都面临同样的经济问题，竺校长向国民政府教育部申请了经济救助，分贷学金、免费公费、奖学金三种。
“我没拿过贷学金，我靠的奖学金，叫‘沦陷区清贫同学奖学金’。”当时教务长告诉她，“学校开会了，平均成绩在80分以上可以拿奖学金，那个学期我只有79.5分，还差一点点，教务长说，奖学金还是给你，下学期你还要努力。”这件事让王灵芳感激了一辈子。“奖学金每月8元钱，除去伙食费6元，还可以花1.2元钱买鞋，或买些其他的生活日用品，足够了。”
泰和连绵不绝的雨水终于止住了。泰和县博物馆原馆长肖用桁先生带着王灵芳老学长来到了原大原书院旧址，书院多年前早已被拆毁，那块土地上已做出了新的楼房。当年王灵芳是大一新生，驻扎在大原书院，老学长回忆说，“我们一直都叫‘太原书院’，我们新生都在太原书院住宿、上课，那段时间很平静，我们正规的上课、学习，学的是数学、物理、化学、国文、英文这些基础课，功课不难，当年的高考更难。课余时间就游泳，太原书院边上就是赣江，我们从田埂上走过去很近。”赣江的一处平静的水面被竺校长等校方人员用竹竿圈了出来，作为学生的游泳场。“那时我们都要学游泳，因为竺校长规定体育不及格不能从浙大毕业。”
站在原浙大堤上，老学长说，“浙大堤是土木系的老师和同学们做的，我们农化系没有参与，但是我们都知道。那段时间他们天天在这里测量数据，勘探土方。”
原来的萧百万庄园，如今已是泰和六中所在地，原来的萧氏祠堂墙壁上标注着“原浙大礼堂”几个醒目的大字。院子里，在当年竺校长亲手栽种的长青柏下，泰和县电视台记者采访了老学长：“老奶奶，您当年是怎么来泰和的呀？”
“泰和和我有特殊的关系。那时候日本人来了，开始打仗了，学校要搬家。我们从浙江走了一个月走到了江西，先到吉安再到泰和。”
“一路上，我们三男三女六位同学负责照护同学们的行李，那时就是逃难。我们一边走路，停下来就看书学习，上不了课就自学，不懂的地方，几位同学互相讨论，学习很自由。到了吉安就考试，在吉安白鹭洲书院的那场期末考试，着实不容易啊……”
“老奶奶，您对泰和有什么印象吗？”
“我们在泰和演抗战剧，宣传抗日，打日本兵的。我们去各个村子里演出，唱啊、跳啊、说啊，节目很短，很简单。”
临清苑，当年这里是校长办公楼，古朴的老房子，清灰色的石砖地，残旧的泥灰墙，布满绿色青苔的天井，老学长进入院子里，低头看着墙角长出的几株小草，驻足许久，她轻声对我们说，“我想采下这颗小草，留下一点念想，又怕惊扰了校长……”肖馆长随手摘下了一株草，甩掉泥土，放进老学长的女儿、宋向群大姐的袋子里收藏了。
房间里陈列着浙大西迁泰和时期的校史。墙上一排浙大在校任教和杰出人物的照片，老学长仔细辨认着，“蔡邦华，我们叫他蔡院长。谈家桢院长是教我们生物课的教授。胡刚复院长教我们物理。卢守耕院长是沙村垦殖场的场长。朱祖祥老师是我们农学院的，当时他刚毕业留校任教。程开甲是我同学，我们同时新生入学报到，一起毕业的。当年我们农化系有8位新生，1941年一起毕业了。”宋向群大姐在边上补充道：“妈妈常说，要不是和爸爸结婚，我也会留在浙大当老师的。”
在一张大原书院前合影的老照片中，老学长指着后排的一位女生说：“那就是我。”那位女生很漂亮，像明星一样。
1938年2月中旬，浙大师生告别吉安，分水陆两路南行三十多公里到达泰和。老学长说，“那时我们在船上烧饭吃，我不会做，把饭煮糊了，那锅饭上面是生的下面烧糊了。哈哈哈”老学长捂着嘴笑了起来，像极了不喑世事的小女生。她指着墙上那张老照片说，“说不定这张照片里就有我呢。”可惜年代久远了，照片上，船上的学生们面目都模糊不清。
当看到竺校长夫人张侠魂和次子竺衡因染上痢疾缺医少药不治身亡，竺校长怀着沉痛的心情给妻子写了一首悼念诗时，老学长伤心的落泪了。侠魂师母的卧室内按照当年的原样陈设着桌椅、雕花床和结婚照。老学长拄着拐杖，长时间地站立在师母的床前，很是伤心，暗自垂泪。
走出临清苑，老学长说，“那年我听说师母病了，我来这里看过她。是痢疾，没有药，就死了……”竺校长为浙大付出了太多太多，他一直忙于迁校事宜，无暇顾家，他一心为公，公而忘私，即使夫人和次子身患重病也无法顾及。想起这些，老学长止不住的伤心流泪。
在接受《井冈山报》记者小罗的采访时，小罗问到：“在您的眼里，竺校长是什么样的人？”
老学长满怀深情地说：“我们和校长接触很少，经常看不到他，校长很少在家，他总是很忙。他考虑的是学校搬迁的大事情，日本人打过来了，学校有危险了，要搬家了，学校往哪里走？上千的师生怎么安排？住哪里？吃什么？想搬去广西，当地是否愿意接收？是否有地方安置？还要和教育部联系好，争取上级的支持，还要向上级争取给搬迁经费，校长辛苦的很。我们来泰和，这里的老百姓都很欢迎我们，当地人都知道日本人来了，都一起共同抗日，把最好的房子给了学校。”
记者问：“您今天去学校看过了，有什么感想吗？”
老学长感慨万分：“80年过去了，今天重回泰和，是圆梦之行。我这么大年纪，能到这里来，不容易，蛮高兴的。当年我才20岁啊！”老学长的女儿、宋向群大姐说：“妈妈2012年去了杭州紫金港校区，2013年9月份去了贵州遵义、湄潭，12月份去了广西宜山，她早就提出来，什么时候去泰和看看啊？一直想来泰和，这里是妈妈重回当年西迁学校的最后一站。今年5月份还要去杭州参加120周年校庆典礼。妈妈身体很好，还可以到处走走。”
“我现在搞不清楚了，我怎么来泰和了？我糊涂了，我是一直想来泰和的。”老学长深情感怀、喃喃自语道。
是啊，当年泰和这个偏远地区给了浙大师生一个暂时安定的场所，在日本人的狂轰乱炸、战乱纷扰中，泰和给予浙江大学一片世外净土，当地人民给了浙大人最大的庇佑，而浙大人在这里，以苦为乐，安心向学，亦不忘反哺当地民众，在短短的7个月时间里为当地人民办了三件好事——修筑浙大防洪堤、创设澄江学校、开辟沙村垦殖场。而这一切都与竺可桢老校长的办学理念有关，《竺可桢日记》记载：“（学校搬迁）要到那些从未接触大学生活的地方，使大学教育与内地开发得到结合。”浙大人做到了，开了先河。
今天，浙大当年在泰和办学的遗址遗迹，因为王灵芳老学长的到来而鲜活了起来，有了血和肉。当年老学长正值青春年少，豆蔻年华，作为大一新生，她在大原书院住宿、上课，和同学讨论学业，在书院前和老师、同学拍摄合影，照片留存至今，成为历史的见证；她在赣江游泳，步行十几分钟前往浙大礼堂参加学校大会，去临清苑看望病重的师母。在与老学长接触的几天时间里，我们能深深感受到老学长内心深处的浙大情结、泰和情缘。她对浙大的感恩、对竺校长的感激总是溢于言表，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即使与我们初次相逢，她也是对我们恩爱有加，是母校将我们联结到了一起。
老学长紧紧拉着我们的手，一遍又一遍述说她的求学生涯。这里有她的生活轨迹，这里有她的理想和追求，这里是她梦想开始的地方。80年后，年届百岁的她重新回到这里走走看看，是为了圆梦，为了怀念，怀念她的母校、她的青春，是为了感恩，感恩她只花了5元钱就读完了大学，一个这么好的学校，没有理由忘了她！一位朴实无华而又单纯可爱的老学长，在这几天里，我们每每因为她而热泪盈眶，她的一言一行、每一个细节都让我们感同身受、激动不已。
那一年学期结束后，王灵芳老学长离开了泰和，再没回来过。她和两位同学结伴，一起前往浙大西迁的下一站——广西宜山。在被问到：“你们为什么不和学校一起走，要单独走呢？”老学长回答：“竺校长说，你们都是成年人了，可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学校发我们每人20元钱，我们就自己走了。”
“竺校长说的”，这是老学长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我们从老学长这里也深深感受到竺校长的伟大。竺可桢是一位真正的教育家，他的眼界、胸怀、气度和格局非一般人所及，就像高山和海洋一般。他让老学长念想、感恩了一辈子，他同样值得我们所有浙大人报以深深的怀念、感恩和敬仰！
只有在浙大西迁路上走过，才能体会80年前浙大人所经历过的一切，那是混合了探索、勇气与毅力的史诗般的征程。这也是我们浙江大学最为宝贵的精神遗产。让我们继承之、珍藏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