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赵 熙
过年 在“报春鸟”和“蒸年馍”的氛围中来了
在我的家乡渭北蒲城东乡那个古镇，“过年”迎春的气氛在过了吃“腊八”粥之后就渐渐浓热起来。古镇每五日一集，但近了“年节”，几乎日日都像过集一样。尽管家乡土屋房檐都还挂着尺把长的冰垂溜，街口冻得如石头镜似的大涝池，孩子们还在玩滑溜溜板，但古镇街东西两面的京货商铺已挂满了红红绿绿的各种色彩的布料、新衣新帽。东街的菜市，摆满了从河东大荔水滩地运来的白菜、大葱和萝卜之类的菜蔬，给那还覆盖着一层街镇平添了绿色的春的色彩。到了腊月二十、二十五“会”，来自乡下置盘年货的乡民，老婆婆和女人们引着戴花帽的小孩子，挤拥于古街东西，如一条彩色流动的河。而西门外涝池岸边的炭场、牲口市和野场子则是最为繁华的去处。不仅岸边堆满了年节时的各种各样的烟花鞭炮（蒲城兴镇丁字坊的花炮在清时就享有盛名），而且还有“拉洋片”的锣鼓、军号鸣奏，“拉洋片”人放开沙哑的嗓音唱喝着南腔北调……… “拉洋片”不仅对孩子们具有吸引力，还有靠在街角吹着尖哨的“鞭担戏”，西街打麦场的耍猴戏。那锣鼓铿锵，号声哒哒，偶尔便有街中突然震响的“雷子炮”响，这汇合成一股过年前的热烈的年气，暖热了无论或富或穷的庄稼人的心窝。连住在南头窑里的河南人老张伯，也在他摆的纸烟摊，弹起了只有在夏日夜晚乘凉时才弹的“老三弦”，放开了嗓门说起了“书”—— “今日里不说那关云长单刀江东保刘备，单说那做了先行官别了寒窑王宝钏的薛平贵……”
对我印象深刻的有几件事。一是在这迎春的日子，我的祖母，出身于武举古镇郭庄段家的“三寸金莲”的老婆婆，彻夜地在灯下剪着各种花花绿绿的杂角布，缝纳着“打春鸟”。“打春鸟”几乎全是引颈高啼的大公鸡，红布做的高高的鸡冠，绿条布的鸡翅，黑布条、十分茂密的鸡尾，神态昂扬而雄壮。只有给小弟做一只有小红冠、用黄布条做的可爱而憨态的小鸡娃，脖颈处却系着一只小“春铃”，缝在棉袄右臂上。他走到哪里，人未到，那小鸡娃系着的春铃儿就“唧铃铃”地响了，似乎把春天也带来了。
第二件事便是各家都在蒸“年馍”。大约过了二十五会（腊月二十五），家家屋顶、院落都升腾着热烘烘的蒸年馍的“白气”，整个古镇都弥散着热腾腾的、微酸的酵面气息。蒸年馍在蒲城很讲究。蒲城不用碱的“椽头蒸馍”曾是进京的贡品。先一天就在盆里和好了白面，待发酵之后，连夜晚地揉面。女人们戴了银镯的胳膊挽得高高，揉面揉得连腰都直不起来了。揉了不知多少遍，才在第二日开始蒸馍。女人们各显身手，双手在案板身“丸馍”，“丸”得又光又白，便一笼一笼排好。先在阳光下晒晒，如阳光不好，便将馍“丸”摆在铺展了新床单的热炕（用麦秸或牛粪烧暖了的炕——不能太焦热）上，盖上新棉被“暖”馍。待馍充分发了（发酵），便一笼笼地上锅。
蒸“过年”的白馍、油馍、油包子，是渭北故乡人年前最为隆重又极为讲究的劳作。蒸出的白馍晾冷之后，贮于瓮缸或瓮盆中，在正月“过年”的日子，一个月都不裂更不生毛发霉。我最佩服的是我那古镇街南三里地黄寨村外婆家寡居的妗子，她蒸的“油角角”（包上面油的“大油包”），又大又白又光，吃起来干面甜香，即使放在笼中，就是干了，油包也不裂口，我在西安多年常想吃妗子做的油包。
我的母亲则是做“虫虫馍”的高手。或许是因为早年她在西安玫瑰女中上学，学过“手工”的缘故，她会很快用面团捏出各种各样造型各异、生动如真的12生肖动物花馍“虫虫”。用新篦梳在“虫虫”馍背上按几道点线，便酷似蚕刚吐完丝缩成一团的“茧”子；两颗红豇豆便使小白兔的“虫虫馍”惟妙惟肖；几剪子便使飞龙满身鳞甲，张牙舞爪；一片红枣皮使盘蛇吐信；大口中衔着一个核桃使老虎威风八面。这些活灵活现的“虫虫馍”，在除夕之夜则各守其责。身上插了腊烛的“虫虫馍”置身于水道（蛇）、磨盘（牛）及屋前门后（狗）或院中的石榴树下（猴），一直到午夜之后。孩子们并不懂得这古老的民情乡俗的意义，只是兴奋得满院奔跑，看着顶了腊烛灯火的“虫虫”们都“活”起来了。
看“杀猪” 过年前最富刺激的奇异一景
印记中年前还有一宗让我难忘的故事，这便是“看杀猪”。 古镇街中有个老羊肉馆，早年曾是杨虎城将军在他十一二岁的少年时，在这个羊肉店为店家烧羊肉锅（拉风箱）、放羊、打杂工的老店。到了快过年的时候，整天都在饭馆后院“杀肥猪”。那猪的尖厉的嚎叫在年节气氛中有点热闹的“奇异”，更是吸引了镇上不安分的孩子。 我那时大约有10岁左右，最是喜看“杀猪”的好奇者之一。我们在太阳刚冒花的清冷的早晨，悄悄从老店后墙上翻过，或爬在后墙头。就看见老店后院满是猪屎、冻泥的猪圈里有五六头肥猪哼哼着，在围墙边躺着舒服地晒太阳。然而，烫猪毛的大锅下烈火腾腾，大锅热气飞升。几个腰缠猪皮围裙的光头大汉，袖子挽在臂窝，将衔在口中的尖刀在围裙上劈了两下，便跳入圈中，突然跳骑上一头正在舒服地闭眼养神做香梦晒暖暖的肥猪背上，猛地将尖刀插入脖颈。只听得一声尖厉而刺耳的嚎叫，被捅了一刀的肥猪突然跃起，竟一下甩开“屠夫”的尖刀，从土圈墙头跃出，撒野地没命地尖叫，在老店后院横冲直撞，鲜血从脖颈流洒着，把还留着残雪冰屑的泥污的后院染得斑斑血迹。而那光头壮汉则大笑着跟着“撵”猪，常常跌倒又爬起，满身是血泥脏污，却穷追不舍。待那伤了要害的肥猪跑了几圈，歪歪倒倒地站立不稳时，壮汉又飞起一脚，将猪踢倒，复又跳骑上猪背，猛地又刺一刀，那头肥猪的尖叫便由强变弱，最后只有呼呼地喘息。而肥猪竟在这死亡的一刻，猛然挣命地尖嚎一声，复又跃起，将那屠夫甩倒在污泥血水中，扑前几步又撞墙而倒。脖颈里不断涌出带泡沫的鲜红的血，瞪着可怕的猪眼的那头肥猪便只是微微地颤动着那只后腿了。
这便是年前老店那个叫曹师的屠夫的绝招“杀跑猪”的一景。据说，“杀跑猪”的猪肉无瘀血而白净，不知味道如何，因为我童年吃猪肉很少，就难说清楚了。 孩子围观“杀跑猪”，一是为了图得快感和刺激，另外一个心思，就是在屠夫开猪膛时，顺手会将还冒热气的“猪尿泡”（膀胱）甩给身边的孩子，谁拾到“猪尿泡”就十分幸运，会将“猪尿泡”吹涨，像一个气球，挑在杆子上玩耍；或者做一面小鼓，晒干了皮，嘣嘣地敲。我小时很羡慕拿到“猪尿泡”的同伴，我也十分想得到一个“猪尿泡”。我在那个老店受冷受冻地看了多年杀猪，但始终没有得到一个“猪尿泡”，似乎成了我童年最为遗憾的一事。
闹社火 我曾扮了“棉花姑娘”
大年过了“破五”，便开始了“闹正月”的各种民间娱乐活动。县上会在正月十五前后，一连三四日夜晚放花（焰火）。在我们古镇，分东西两社，前村为东社，后村为西社，每年两社都要在正月十五前后举行闹“社火”的比赛。有时县东整个乡镇的南乡北乡都来古镇表演，各自都有传统绝活。东社的高跷，西社的龙灯，南乡平路晋王的“信子”，北乡的“血故事”等等，都曾红极一时，为年节增添了热闹欢乐的气氛。 古镇后村的西社，往往在过了正月初五小年之后，热心的几个社火头就坐不住了。往往是聚于后巷赵家厅房或地主孙家大房下，生起一盆炭火，二斤油的老碗里泡着镰把粗的油捻子，灯焰半尺高。他们在彻夜地编排着各项“节目”。每年社事会都要先推举一位“社长”（轮流制），作为社火头目，负责主持今春闹社火的一切事务。“社长”多为德高望重的长者或特别热心于社火事务的“社火头”。记得我小学快毕业的那一年，父亲被推举为西社“社长”。他因从前在杨虎城陕军中任职，能文能武，且同西安易俗社几个秦腔名角熟悉，嗓音极好，能唱得秦腔须生、净声，在西社曾组织了一个叫“腾笼社”（意思为穷百姓吃得多）的自乐戏班，有过名声。在他担任了这年西社“社长”时，便拟就了除西社传统的龙灯、狮子外又根据时势，组织了秧歌队。秧歌队重在伞头和鼓乐。我记得在正月十五这日，全镇“大场子”设在小学校的操场上，西社提前就将牛拉的几面大鼓晒在阳光下，直晒得干响震耳。秧歌队的伞头为我小学同班同学，班长丑娃哥领头，他体高脸赤，如红脸关公。一身蓝布工装，鸭嘴工帽，手执“斧头”，威风八面。不知怎么的，排练者竟让我扮一位“棉花姑娘”，要穿女装。我虽有些不大乐意，还是因父为“社长”，不能违命，便同意了。
那天一早，母亲为我换上姐姐的大襟蓝布衫，头包了新花头巾，脸上抹了凡士林膏，胸前扎了一朵棉花桃，扛上一把锄头，便成了一位“村姑“，汇入扭秧歌的队伍中。秧歌队先在古街东西游了一圈，最后集中于小学校操场比赛。谁知各乡各村节目都很出色。南乡晋王的“信子”来了，八个壮汉抬起四五丈高的“信子”，好奇的是杆顶上“坐”着两三岁左右的孩童，一个个红衣绿裤，头戴花帽，脸冻成了紫柿子，脑袋如小梨瓜似的摇晃着，有的已经睡着了，脑袋耷拉着，由锣鼓家伙、唢呐声声进入操场，引起轰动吹哨。紧跟着是东社的队伍。奇怪，他们今年不踩高跷，却是牛拉大车，车上全是赤身、赤臂、刀、剪、剑、戟刺入胸、肚或铡刀铡人头、剪子戳在眼中的“血故事”。这些可怕的“血故事”。大都以古戏目作题：如《铡美案》、《抱火斗》、《斩华雄》等等。鲜红的血涌在刀刺肚皮或眼中淌出，血淋淋的十分恐怖可怕，但一下子引发全场欢声雷动，几乎赢台。此后还有传统的踩高跷、跑花船、大头娃之类，也都各领风骚，热闹非凡。 到了西社秧歌队入场，只见九面牛拉大鼓浩浩荡荡而来，击鼓手高扬棒槌，鼓声如雷如瀑，震撼天地。秧歌队如长蛇阵似的扭动而来，九曲旋转，占领了整个场子。谁知在这关键时分，伞头丑娃哥刚要跨步转弯，引颈高歌，不知怎么竟一下子绊倒，引起满场哗然。然而，丑娃哥并没有失态，他一下子跃起，忽然顺口高唱 —— “进了场子跌一跤，场子不平有圪崂；众位乡亲莫见笑，西社的秧歌唱新调……” 这一声随意的高唱，在九面大鼓紧捷热烈的“摘豆角”的击奏中，整个秧歌队在丑娃哥的引导下，欢跃盘转，呈莲花绽放，呈九龙腾海之状，丑娃哥边扭边领唱的秧歌调直上九天星空，那声声震响的牛拉大鼓更是惊天动地，震荡宇空。
尽管这一夜，西社鼓手击坏了两根棒槌，击破了一面鼓皮，但评比中，西社的大秧歌因编排新颖，鼓角热烈，表现了新生活，竟被镇上评为“第一”，领回一面大锦旗，这真是旗开得胜，我也为在秧歌队扮一位“棉花姑娘”感到光荣和自豪！
为看杂技团演出 我曾钻入泥污水道
这过年闹春活动之后，似乎过年的意味未尽，父亲的“腾笼社”自乐班，又一连排练了几折秦腔戏。我记得有福娃哥扮小生演的《打柴劝弟》，有冬姐演的《柜中缘》和《拾玉镯》，后来还有大戏《血泪仇》、《穷人恨》在小学校礼堂公演，直热闹了十多天。接着又有西安的周化一“杂技团”来古镇表演。虽然在此之前，古镇人少有看过西安的“杂技团”表演，但周化一的名气却很大。每晚在东堡子或西关演出时，进门处全是一色的铜管乐队。在此之前，我还未看见过这么大的喇叭铜号，未见过一律穿燕尾服戴高帽的乐队师。而马戏团表演的门票只有五分钱或一角钱，我却没有钱能购得儿童票（5分），只能眼巴巴地望着门口高帽乐队的高昂欢奏。只能听得场子里马队脖铃的脆亮的响声。这样一直在门口守到深夜快散场时进入，看周化一同样身穿燕尾服的一位胖胖的魔术师表演，他突然举起高高的帽子，从帽子里一连飞出五六只鸽子，太神奇了！到了第二天，忽然有同伴告诉我，说是他发现“场子”后墙根下有个水道，可以爬入场中。于是在“杂技团”开演之后，趁着寒夜满天星斗之时，同伴首先爬入水道，不久，他在场内喊了一声，我便紧缩着身子，头先钻入，因为水道太窄，一双胳膊贴紧胸下，然后蠕动身子向水道里爬去，那水道污泥冻水，脏臭喷人，我憋着气不顾一切地爬入（水道有三四米）。待我被小同伴拉出水道，已是满头、满脸、满身的污泥浊秽，弄得浑身湿泥，冻得瑟瑟发抖。 无论怎么，但总是挤在人窝里看了一场周化一“杂技团”表演，实在是忘记了一切，高兴了一夜。 这年节一直过到月底，当古历二月二“龙抬头”咬“虫虫”的时候（即将母亲年前做的晾干了的“虫虫”馍或火烤、或干吃），这大地回暖，麦垅也有些泛绿的色彩，寒风中有了一些春气和湿湿的泥土的气息，右臂上晃动着“打春鸟”的孩子们满村院地欢跑，那春天的脚步就要来临了。
原载于【民俗研究】2009年2月号总第18期 第一版面/陕西民间社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