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文学家的王安石来说，他虽然也多有可以称道之处，终究还是被政治所掩盖。从他为《王荆公唐百家诗选》所做的自序，已足以看出他对于政治与文学的态度。这篇序是这样写的：“余与宋次道同为三司判官时，次道出其家藏唐诗百馀篇，诿余择其精者，次道因名曰《百家诗选》，废日力于此，良可悔也。虽然，欲知唐诗者观此足矣。”其行文匆忙，仅寥寥数语，不仅视编书是“废力”且“可悔”，就是作此序也是老大的不情愿，诗或者说文学，在他看来只是耽误工夫的闲事。
我读此书之时，尚在青年，也是“废日力于此”，在字里行间多有批语，其中对此序批曰：“此序之短，令人惊佩，堪当典范。”当然，它的短和流露出的对于文学的不屑一顾，都可以商榷。此外序言中称“欲知唐诗者观此足矣”，这话颇有自信，但是诗集所选的“百家”计一百零四人，却未见李白、杜甫、王维、白居易、韩愈、柳宗元、刘禹锡等大家，不免令人狐疑，不管那所谓的“百家”有多么厉害，但因上述大家的落选，怎么可以说是“观此足矣”呢？
王安石还编过《四家诗选》，今已不存，其所收仅是李白、杜甫、韩愈和欧阳修之作品，且欧阳修是宋人，此四家自然更不能涵盖全唐。那么，王安石为何有此说呢？也许应该这样认为，他是以为唐诗选本颇多，而他所选乃是别出新裁、另僻蹊径，是对于大家大作的有益补充，且他又已经编了《四家诗选》，所以说是“观此足矣”吧。
王序言中所提到的“次道”是他同时代的一位藏书家，名宋敏，字次道。
这部书我在十年前购于山东潍坊书市，乃是今印本。后来才发现孙犁先生的《书衣文录》对它亦有所记录，曰：“此书购于北大关冷巷中，早期购书之一。今日甚难见如此纸墨之书籍矣，有之亦非轻易所能致也。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孙犁所记书题亦为《王荆公唐百家诗选》，此书原名为《唐百家诗选》，在宋代以后的元明两代未有刊刻，直到清康熙年间之后才屡有新版问世，那么应该是在这一时期更为《王荆公唐百家诗选》，但不知孙犁先生所藏是哪种刻本。
我之所以珍爱此书，因为它不仅是我在某年入伍记念日所购，也是我军旅生涯当中所读的最后一本书和转业回津之后所读的第一本书，为那一冬一春的遣怀之物，当时的多处批注和很多被划了横线的诗句都成为青春记忆。后来我还曾试以新韵为它作诗一首：“旧卷重翻又黯然，百家诗选记流年，曾经多少伤心水，都是唐人溅碧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