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流而上的刘青荣 ·

我早就知道一切

美国“9·11”事件发生以后，人们发现从9月11日早晨开始回溯，指向灾难的种种信号看起来非常明显，一份美国参议院的调查报告列出了这些被忽视或误解的线索甚至警告。FBI显然忽视了这些正确的预警，也未能把这些预警和其他一些预见恐怖分子可能会使用飞机作为武器的报告联系在一起。很多人可能会骂“这些该死的笨蛋！”但是，事后看来十分清晰明了的事实，事前却没有那么清晰可辨。情报机关充斥着大量的“噪音”，点滴有用信息的周围都是堆积如山的无用信息。根据资料显示，在“9·11”之前的六年中，FBI的反恐机构中有68000件事情毫无头绪。但在事后看，那些极少的有用信息现在却是如此明显！

如果让人们判断某件已发生的事情的出现概率，他们往往会给出比这件事发生之前更高的概率预测。这就是传说中的“事后诸葛亮”，也就是书中提出的“事后聪明式偏差”，也被称为“我早就知道一切”效应。

这种“事后诸葛亮”的现象广泛发生于选举、医疗诊断、怀孕测试、购买策略、比赛等领域中。

那么，如何减少事后聪明式偏差呢？

研究表明，如果人们开始考虑有哪些原因可能导致已发生的事情出现不同结果，事后聪明式偏差就会消失。

具体该怎么做呢？非常简单，就是做好准确的记录！曾经有两位创业合伙人一起去旁听了一次企业管理课程，但回来后发现两人对某一个概念的说法完全是相反的，他们都是很自信的人，谁也不会承认是自己记错了，直到其中一人拿出了详细的听课笔记。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就算那些富有经验的决策者也很可能会存在记忆偏差，因此做好仔细的记录并将其保管好是避免出现记忆偏差的最好的方法。

逆流而上的刘青荣 评论自熊猫书院----Day81

逆流而上的刘青荣

我早就知道一切

美国“9·11”事件发生以后，人们发现从9月11日早晨开始回溯，指向灾难的种种信号看起来非常明显，一份美国参议院的调查报告列出了这些被忽视或误解的线索甚至警告。FBI显然忽视了这些正确的预警，也未能把这些预警和其他一些预见恐怖分子可能会使用飞机作为武器的报告联系在一起。很多人可能会骂“这些该死的笨蛋！”但是，事后看来十分清晰明了的事实，事前却没有那么清晰可辨。情报机关充斥着大量的“噪音”，点滴有用信息的周围都是堆积如山的无用信息。根据资料显示，在“9·11”之前的六年中，FBI的反恐机构中有68000件事情毫无头绪。但在事后看，那些极少的有用信息现在却是如此明显！

如果让人们判断某件已发生的事情的出现概率，他们往往会给出比这件事发生之前更高的概率预测。这就是传说中的“事后诸葛亮”，也就是书中提出的“事后聪明式偏差”，也被称为“我早就知道一切”效应。

这种“事后诸葛亮”的现象广泛发生于选举、医疗诊断、怀孕测试、购买策略、比赛等领域中。

那么，如何减少事后聪明式偏差呢？

研究表明，如果人们开始考虑有哪些原因可能导致已发生的事情出现不同结果，事后聪明式偏差就会消失。

具体该怎么做呢？非常简单，就是做好准确的记录！曾经有两位创业合伙人一起去旁听了一次企业管理课程，但回来后发现两人对某一个概念的说法完全是相反的，他们都是很自信的人，谁也不会承认是自己记错了，直到其中一人拿出了详细的听课笔记。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就算那些富有经验的决策者也很可能会存在记忆偏差，因此做好仔细的记录并将其保管好是避免出现记忆偏差的最好的方法。

熊猫书院----Day81

本书导语 人们对某件事的决策与判断是基于其认知和知觉的，然而人的认知和知觉往往是不准确的。正因为知道知觉是不准确的或者说是可以被操控的，我们才可以用许多方法来操控别人的选择，...

逆流而上的刘青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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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会欺骗我们吗

绝大多数人对自己的记忆都深信不疑，但大多数时候，人们的记忆与实际并不相符。

什么是记忆呢？有人会说，记忆是在我们过去经历发生的时候被我们存进记忆库中的拷贝，事实上恰好相反，记忆是在我们提取它的时候才建立起来的。在记忆发生重建的这一瞬间，我们所用到的重建材料包括那些填补缺失细节的逻辑推断、与原始记忆混合在一起的关联记忆以及其他一些相关信息。

津巴多在《津巴多普通心理学》一书中，提到一个故事，大约20多年前，一个名叫多娜·史密斯的12岁女孩开始遭受偏头痛的折磨，负责治疗的医师对多娜的病情进行评估时，多娜第一次发现她曾经在3岁的时候被邻居性骚扰过。评估的结论是，深藏于多娜头脑中的有关这次性骚扰的记忆很可能是造成多娜偏头痛的一个重要原因。此后，多娜开始接受一位新治疗师的治疗。这位治疗师询问多娜是否受到过其父亲的性虐待，多娜对此予以否定，在随后的几个月中，治疗师反复问多娜是否受到父亲的虐待，最终，多娜说她的父亲在她还是幼儿时，对其进行了性侵，并对她的弟弟进行精神控制虐待。检察官以虐待罪将她父亲送上法庭。多娜之所以时隔多年才忽然想起来是因为那段记忆太不堪入目，以至于被埋在了意识深处，直到最近的心理治疗才被唤醒。斯坦福大学专门研究记忆的心理学家伊丽莎白·拉夫特斯教授并不这么认为，她在法庭上讲述了自己多年以来的各项研究，向法官证明记忆是多么不靠谱的东西。最后，这位父亲被洗脱了罪名。这里并不准备讨论多娜心理治疗师的暗示动机，而是希望借此以反思我们的记忆：记忆真的忠于事实吗？

黑泽明导演的《罗生门》正是以电影的方式演绎了因记忆的扭曲性导致法庭审判中证人证词多变的故事。

不管你相不相信，你的记忆可以被操控。虽然不能让你认为经历过完全没发生的事，但是只要改变问问题的形式，即使只有一个词的改变，也能够显著地影响到你对一件事情进行记忆重组的过程。

储存在脑海中的记忆并不是固定的。每个记忆也并非是与其他记忆分开来单独储存的。书中给出了一个关于分句重组的实验，发现许多被试者并不记得具体的分句，但都记得看到过由这些分句组成的整句，而这个整句并没有向他们展示过。所以，人们并不是简单地记住了句子，而是他们构造并记住了一个总体的情境。一旦一部分信息与其他信息相结合，有时候就很难分清楚哪些信息是新的，哪些信息是早已存在于脑海中的了。这时候，我们就被自己的“记忆”欺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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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会欺骗我们吗

绝大多数人对自己的记忆都深信不疑，但大多数时候，人们的记忆与实际并不相符。

什么是记忆呢？有人会说，记忆是在我们过去经历发生的时候被我们存进记忆库中的拷贝，事实上恰好相反，记忆是在我们提取它的时候才建立起来的。在记忆发生重建的这一瞬间，我们所用到的重建材料包括那些填补缺失细节的逻辑推断、与原始记忆混合在一起的关联记忆以及其他一些相关信息。

津巴多在《津巴多普通心理学》一书中，提到一个故事，大约20多年前，一个名叫多娜·史密斯的12岁女孩开始遭受偏头痛的折磨，负责治疗的医师对多娜的病情进行评估时，多娜第一次发现她曾经在3岁的时候被邻居性骚扰过。评估的结论是，深藏于多娜头脑中的有关这次性骚扰的记忆很可能是造成多娜偏头痛的一个重要原因。此后，多娜开始接受一位新治疗师的治疗。这位治疗师询问多娜是否受到过其父亲的性虐待，多娜对此予以否定，在随后的几个月中，治疗师反复问多娜是否受到父亲的虐待，最终，多娜说她的父亲在她还是幼儿时，对其进行了性侵，并对她的弟弟进行精神控制虐待。检察官以虐待罪将她父亲送上法庭。多娜之所以时隔多年才忽然想起来是因为那段记忆太不堪入目，以至于被埋在了意识深处，直到最近的心理治疗才被唤醒。斯坦福大学专门研究记忆的心理学家伊丽莎白·拉夫特斯教授并不这么认为，她在法庭上讲述了自己多年以来的各项研究，向法官证明记忆是多么不靠谱的东西。最后，这位父亲被洗脱了罪名。这里并不准备讨论多娜心理治疗师的暗示动机，而是希望借此以反思我们的记忆：记忆真的忠于事实吗？

黑泽明导演的《罗生门》正是以电影的方式演绎了因记忆的扭曲性导致法庭审判中证人证词多变的故事。

不管你相不相信，你的记忆可以被操控。虽然不能让你认为经历过完全没发生的事，但是只要改变问问题的形式，即使只有一个词的改变，也能够显著地影响到你对一件事情进行记忆重组的过程。

储存在脑海中的记忆并不是固定的。每个记忆也并非是与其他记忆分开来单独储存的。书中给出了一个关于分句重组的实验，发现许多被试者并不记得具体的分句，但都记得看到过由这些分句组成的整句，而这个整句并没有向他们展示过。所以，人们并不是简单地记住了句子，而是他们构造并记住了一个总体的情境。一旦一部分信息与其他信息相结合，有时候就很难分清楚哪些信息是新的，哪些信息是早已存在于脑海中的了。这时候，我们就被自己的“记忆”欺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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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导语 人们对某件事的决策与判断是基于其认知和知觉的，然而人的认知和知觉往往是不准确的。正因为知道知觉是不准确的或者说是可以被操控的，我们才可以用许多方法来操控别人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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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认知武器

认知不协调理论导致了一种现象：当人们为一件事情付出越多，他们就认为这件事越有价值，并越有压力为这件事情继续付出。想一想，不管是购买商品、经营感情还是为目标奋斗，我们都经历过这种心境。

认知不协调对我们做出的很多决策与判断都具有重要的影响。引发不协调的情境必然出现在决策前或者决策后。决策前的不协调影响的是人们所做的决策，比如如果你一直购买某种5元的饮料，你就会认为这瓶饮料的价值就是5元。而当有一天商家把它提高至8元时，你会认为它的价格与实际价值不一致，你就会做出不再购买的选择；决策后的不协调是由已经做出的选择引起的，为减少这种不协调，之后的行为也会受到影响，比如，实验证明，当选民们把票投给某一位候选人后，他们就会愈发觉得自己选的候选人比别的候选人优秀，从而做出更多支持自己候选人的言行。

认知不协调理论如果能很好地被加以运用，将会成为一件非常强有力的武器，正如那则寓言故事里的犹太裁缝一样。在许多情境中你都可以发现这一理论的运用，例如商家在推出新品时打折促销，就一定会把原价或者打折的字样标清楚，以免让用户形成错误的价格认知。众所周知，态度的改变会引起行为的改变。但有关认知不协调理论的研究表明，态度的改变也可能由行为的改变引起。

为了保持一致性，人们常常不得不去改变他们的信念使之与行为一致，甚至在许多情况下，还会扭曲或者忘却他们原有的信念。所以，如果你希望一个人形成对某个事物的积极态度，那么就引导他，使他致力于得到这个事物；如果你希望一个人对某种错误行为的道德判断变得温和一些，那么就诱导他去做出这种错误行为；如果你希望一个人对某种错误行为的道德判断更加强硬，那就去引诱他，但又不足以使他做出这一行为。假如你能将认知不协调理论运用得游刃有余，它将成为你强有力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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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改变态度

一则寓言

有一个犹太裁缝勇敢地选择在当地的反犹太街区开了一间裁缝店。一群坏小子经常到犹太人家门口大喊“犹太人！犹太人！”犹太人不胜其扰。后来，他对这群小子们说，只要以后你们天天来我家就这么喊，我每天给你们一毛钱，坏小子们很高兴。渐渐地，犹太人把报酬逐渐缩减到一分钱，坏小子们很生气地抗议，并且再也不来喊了。

这个例子中，犹太人巧妙地改变了那些年轻人称呼他为犹太人的动机，从反犹太的侮辱变成了金钱激励。当报酬缩减到近乎不存在时，他便成功地诱发了一种心理上不一致的状态，让坏小子们感觉好像吃亏了，就像他们免费奉承了犹太人一样。这其实是一种利用“认知不协调”理论的方法。

“认知不协调”理论认为，当人们同时有两种心理上不一致的想法时，他们就会处于认知不协调状态。而人们会尽一切可能减少认知不协调感。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也经常会遇到认知不协调的情况。比如说，当你因为某种“情怀”买了一件物品，但可能这个物品的质量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好，性价比也很低。这时候，你就出现了两种心理上不一致的想法：一种是我因情怀买了一件我中意的物品；另一种是这个商品的性价比很低，根本不值得买。于是，为了减少这种认知不协调感，你就会放大情怀的意义。你可能会觉得即使是这样，我买它也是值得的，因为我买的是情怀！

认知不协调理论的发现还出现了另一种理论解释——“自我知觉”理论。这种理论大致是说，人们可能并不知道自己的感受，而需要外部引导来认识，也就从自身应对外部情况的行为来推断自己的信念。学术界目前仍然无法证明哪种理论是唯一成立的，通常认为它们都可以解释这种“不协调现象”，但是多用“认知不协调”理论来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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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改变态度

一则寓言

有一个犹太裁缝勇敢地选择在当地的反犹太街区开了一间裁缝店。一群坏小子经常到犹太人家门口大喊“犹太人！犹太人！”犹太人不胜其扰。后来，他对这群小子们说，只要以后你们天天来我家就这么喊，我每天给你们一毛钱，坏小子们很高兴。渐渐地，犹太人把报酬逐渐缩减到一分钱，坏小子们很生气地抗议，并且再也不来喊了。

这个例子中，犹太人巧妙地改变了那些年轻人称呼他为犹太人的动机，从反犹太的侮辱变成了金钱激励。当报酬缩减到近乎不存在时，他便成功地诱发了一种心理上不一致的状态，让坏小子们感觉好像吃亏了，就像他们免费奉承了犹太人一样。这其实是一种利用“认知不协调”理论的方法。

“认知不协调”理论认为，当人们同时有两种心理上不一致的想法时，他们就会处于认知不协调状态。而人们会尽一切可能减少认知不协调感。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也经常会遇到认知不协调的情况。比如说，当你因为某种“情怀”买了一件物品，但可能这个物品的质量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好，性价比也很低。这时候，你就出现了两种心理上不一致的想法：一种是我因情怀买了一件我中意的物品；另一种是这个商品的性价比很低，根本不值得买。于是，为了减少这种认知不协调感，你就会放大情怀的意义。你可能会觉得即使是这样，我买它也是值得的，因为我买的是情怀！

认知不协调理论的发现还出现了另一种理论解释——“自我知觉”理论。这种理论大致是说，人们可能并不知道自己的感受，而需要外部引导来认识，也就从自身应对外部情况的行为来推断自己的信念。学术界目前仍然无法证明哪种理论是唯一成立的，通常认为它们都可以解释这种“不协调现象”，但是多用“认知不协调”理论来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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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导语 人们对某件事的决策与判断是基于其认知和知觉的，然而人的认知和知觉往往是不准确的。正因为知道知觉是不准确的或者说是可以被操控的，我们才可以用许多方法来操控别人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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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知觉靠谱吗

“我们不是先看见再定义，而是先定义再看见。”
——沃尔特·李普曼
知觉，是我们决策与判断的基础，但它有时却“不太靠谱”，很容易被各种因素误导。

许多证据表明，知觉偏差是普遍存在的。人们会选择性地去感知那些他们所期望和愿意看到的事物。正如本书的封面，你可以扫一眼封面上的图片（图如下），有没有发现什么特别的地方？

（图片源自原书封面图）

<不着急看答案>

<不着急看答案>

<不着急看答案>

<不着急看答案>

研究数据显示，大部分人要经过四次以上的观察才会发现：其中有一张牌的牌面是由三个黑色的心形组成，而扑克牌中并没有这种花色。

类似这样的欺骗性题目还有一个经典的游戏，叫作“大家来找碴”，相信很多人都在手机或电脑上玩过。为什么我们不能在第一时间发现这些细节的问题，比如封面图片中的奇怪花色呢？这是因为当我们看到一把牌的时候，以往的经验告诉我们，我们已经看过很多次这样的画面了，这种画面叫作“一把扑克牌”，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于是我们的知觉常常被各种因素欺骗，从而产生了不协调的反应，这些反应可以被归结为四种：支配、折中、分裂、再认。

可能你不太明白这四种反应到底是什么，别着急，下面我们一一举例介绍。

支配反应是由“知觉性否认”引起的。比如当看到那张黑色心形牌，如果你潜意识里认定这是正常的黑桃，此时颜色（黑色）就占了支配地位，而形状（黑色心形）就被我们预先的期望（黑桃）同化了，或者说是被否认了；
折中反应比较奇特，比如有的人看了“一把扑克牌”的封面图片后，在被问及“有什么特别？”时，会认为他们看到的红色桃心牌其实是紫色的，或认为黑色心形牌是带灰色桃心的牌，这里的颜色就被折中了；
分裂反应很少出现，然而一旦发生，结果往往是戏剧化的。它会导致人们在认知上出现崩溃，不确定自己看到的是否是扑克牌，甚至不能判断牌的颜色；
再认反应是指，明明觉得哪里不对，但是反复观察都说不出问题所在，有的人只是觉得好像某张牌的桃心被倒转了。
这些结果都表明，建立在过去经验和当下情境上的预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人们的知觉。当人们对某一特定情况有足够经验时，就会看到他们所预期看到的东西。当然，除了过去的经验，还有其他的因素也可能会导致知觉偏差，例如“强有力的心理预期”。

书中提到了一项有趣的实验。实验者随机安排了一些大学生饮用酒精饮料和非酒精饮料。实验前，实验者将这些被试大学生分为两组，一组被预先测定为“更偏爱冒险的人（高程度刺激寻找者）”；另一组则是“更加谨慎小心的人（低程度刺激寻找者）”。喝完饮料的半小时后，被试们被要求玩一个视频游戏——沿着一条公路开车，并可以加速超过其他车辆（被试被告知，要想象他们是在现实中开车）。结果发现，不管被试是否真的喝了酒精饮料，那些认为自己喝了酒精饮料的“高程度刺激寻找者”驾驶超车和变道的次数要明显多于认为自己没喝酒精的“高程度刺激寻找者”。与此形成对比的是，那些认为自己喝了酒精饮料的“低程度刺激寻找者”要比那些认为自己没喝酒精的同类组员更加小心谨慎。

由此可见，真正影响实验结果的其实并不是被试是否摄入酒精，而更多的是他们是否相信自己摄入了酒精。

人们的知觉或多或少会受到已有信念和预期的强烈影响，这些影响被称为“认知”因素。实际上，不仅仅是预期，知觉也受到了愿望的影响，这种关乎希望、欲望以及情感的影响因素被称为“动机”因素。

当一场激烈的橄榄球赛结束后，双方球迷互相指责，并且在看录像回放时能看到对方的犯规次数远比己方球队多，这就是“动机”因素所导致的，是站在自身立场的角度进行判断而导致的认知偏差。“敌意媒体效应”也是这种“动机”因素所造成的，即认为大众媒体就某一颇有争议事件的报道是不公平的，且偏向了他们所支持立场的对立面。类似的偏差还存在于调解、仲裁或其他情况中。

结论

综上，我们可以发现，知觉的本质具有选择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认知和动机因素。因此在做任何重大决策或判断之前，很值得停下来想一想并问自己一些关键问题：我看待事物的方式是否受到某种动机的驱使？我在看待和处理问题时是否夹杂了自身的预期？我是否需要与那些与我有着不同预期和动机的人交换意见？同样，当我们在评价别人为什么会做出某些选择的时候，就可以多去想想他/她所处的环境和拥有的经历是否影响了他/她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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