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机在杭州 心理学 话题的优秀回答者 5709 人赞同了该回答
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中，就把定义精神疾病看作是一种权力。他认为，精神疾病能够定义谁正常、谁不正常；谁需要被改造，而谁有权力改造人；谁应该呆在人群里，而谁应该被孤立、被排除出人群外……他甚至把整个文明进程看作是「理性」通过定义精神疾病来压制「非理性」的过程。
社会文明的进程总是伴随着对个人权力的尊重和对其他权力的限制，对个人身体支配权更是最基本的人权。几十年前，精神病学家还曾把同性恋纳入「性变态」的范畴，而今天，哪怕是在中国，如果所谓的「精神病患者」不愿就医，别人想要把他送去精神病院住院也是难上加难。
从这个角度，杨永信就是一个反文明的存在。
关于网瘾，前两年很多国内的专家确实纷纷扬扬地讨论过一段「一周上XX小时」就等于网瘾的诊断标准。其实这些专家的意思，归纳成一句话就是「你有病，而我有药啊！」所以很多人通过卖药就成了一方富豪。
假如网瘾的标准只是停留在全国几个不三不四的科研讨论会，我觉得这并没有问题。这是社会赋予专家的权力。
但是任何权力都有边界，而杨教授把这个权力无限地延伸，甚至延伸到了人身支配的程度。他不仅觉得自己有权力改造他人，而且觉得自己能用任何手段来达到治疗的目的。从采访看，他似乎并不觉得自己有做错什么，反而深信自己在做一件功德无量的事。偏执到这种程度了，假如我也能动用定义疾病的权力，我就会把他诊断为偏执型人格障碍，并跟杨教授说一声：「杨老师，你生病了，得治啊！」
杨永信的治疗网瘾的系统，我觉得应该看作是一个通过身体惩罚、精神洗脑、树立权威来向家长贩卖虚假希望的邪教组织。
我的来访者中，偶尔也会出现一些不愿意好好学习或者工作、不听父母的话，沉溺于网游的来访者。这些父母偶尔也会动「把孩子送到哪里去改造改造」的心思。从家庭治疗的角度，孩子的问题是整个家庭的问题，一般都会从成员之间的关系和他们的互动模式着手。但是在一些家长看来，明明是「我的孩子」出了问题，为什么要把「我」也概括到问题里？他们一方面很着急，另一方面却不愿意承认他们对问题也负有某些责任，甚至也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他们是家庭里的权力成员，他们也愿意把问题定义在孩子身上。
更多的父母则是无助。家里有一个这样的孩子，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办了。办法用尽，才找到杨教授，或者其他所谓做「择差教育」的机构。他们那个年代，经历过「社会改造」的洗脑，对社会改造和人权压制总有些不切实际期待，以为老实了，就是好了。你怎么想不重要，只要你听话就行。
而杨教授们也为自己辩解说：「那些孩子的父母实在都没办法了，如果我不帮他们，谁能帮他们？」且不说是否真的没办法了，就算真没办法，卖治感冒的假药是骗人，卖治癌症的假药也是骗人，只不过后者的生意更容易做，利润也更高而已。
无论是杨教授们，还是那些把孩子送到杨教授「集中营」的家长们，今天的中国居然仍然有这么多人固执地相信一些人理所当然有改造另一些人的权力，以「有病」的名义，而杨教授的戒网中心，虽然都已经出过人命了，甚至都上了Science的报道，却仍然能在法制的眼皮底下堂而皇之地存在着，这背后的社会规则和某些人的心里假设，让人不寒而栗。
编辑于 2016-08-15
来源：知乎
以上是知乎上关于《如何评价杨永信》的回答之一。特别转载在此，并非完全同意以上观点，只是想提供一种不一样的说法，供乐思者思考鉴别。
